吉普车继续自西向东，沿着既定路线寻找。军人出身的副局长张魁三骂骂咧咧。这个当年的军队老政工干部，此时正在干一个侦察排长干的事。他急，他火。可是他也不知道该骂谁。

道路上出现了裂缝。三河县！三河的破坏至少达到了烈度七度。也许这里就是震中？向北京报告，电话又打不通。张魁三和高文学急得跺脚！国家地震局连个电台都没有，可他们从事的却又是人命关天的工作。

终于与北京取得了联系。这一刻，他们才得到了确实的消息，值班员告之：震中不在三河，在唐山。

（确定唐山是震中的消息，是电信局系统首先报告的。因为在与各地联络的过程中，唯独发现唐山地区打不通电话。几乎同时，寻找震中的地震地质大队的人，在蓟县遇到了赴京报警的李玉林一行，他们也报回了“唐山全平了”的消息。当时约六点多钟，即地震发生后两个半小时。）

当日十时许，那辆裹满尘土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唐山市区。当悬挂在危楼上的死尸和整片废墟出现在眼前时，高文学和张魁三禁不住失声痛哭。

当震中基本确定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根据不完全的各台站报告汇总，初步确定震级为七点五级。新华社在第一条消息中公布的即这一震级。事实上时隔不久，各台站都报告震测结果后，“七点八级”，这一经过核准的震级数据已产生。但是人们顾不上去更正了。北京正一片混乱。

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被召进中南海汇报。

随同前去的专业人员是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

“小汪，地震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的责任是推不掉的，推不掉的……”

刘英勇，这位行伍出身的老干部，理所当然地将科学的失误和战场的失败等同相视，把自己和军事法庭联系在一起。

“这次地震，你们事先是否知道？”

中南海。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视着刘英勇。

“我们，我们注意过京津唐地区……7月15日还在唐山开过群测群防会……当时没有发现五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国务院规定五级以上才能报……”刘英勇语无伦次，他反反复复地检讨，他请求处分，他说已经派人到震中区去了，他自己也准备立刻去现场监视震情……

“不！现在的问题是要确保北京！”一位政治局委员说，“你必须留在地震局，昼夜值班，随叫随到！”

会议的中心转到了确保北京的问题上。这一会儿，最高决策者们似乎还无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责任。

当日下午，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驱车赶往唐山。

这个五十年代的留苏生，在车上始终保持沉默。不是困倦，而是难以说清的郁闷。车外雨蒙蒙一片，到处是淋得湿透的避难者，孩子哭、老人叫、男人们在骂娘。雨刮器吃力地划动着，把大灾难的画幅一会儿揭开，一会儿遮上。

他能说什么呢？中国地震界内部关于北京一带会否发生强烈地震的所有争论和重重矛盾，他都知道。那一切是多么纷繁复杂！

越往前方去，灾情越重，他甚至可以想象得出，遍地的灾民们如果知道这辆面包车上坐着的就是分管京、津、唐地区地震预报的组长，他们将会怎样蜂涌而上。什么难以预料的事都可能发生。如果那样，他将怎样回答人们的质问？去大声申辩“唐山地震是没法预报的”？不。这不是真正事态的全部。“七二八”之前的几个月，他们的目光是在密切地注视着京津唐一带，可是……

“十年了……”汪成民喟然长叹。从十年前的邢台地震开始，地震工作者有哪一天放松过对华北、特别是对京津唐地区的监视？这一地区，是全国范围内地震专业队伍最多、观察网点最为密集的地区。地震工作者们早就预感到华北大地下面潜藏着一个巨大的恶魔，他们紧紧盯了它十年，追了它十年，1976年眼看就可能抓住它的尾巴，它却再一次狡猾地溜过了人们的监视，蓄谋已久、而又从从容容地在唐山制造了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面包车颠簸起来。

夜色中的唐山。瓦砾。死尸。无表情的呆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