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之后，宾馆内抢救的**暂告平息。这些在今天回想起来仍感到惊心动魄、充满恐怖的所有来自异国他乡的外宾们，从来也没有能够忘记当时在中国经历过的这一天：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一夜间成了名副其实的灾民。他们淋着雨，在宾馆废墟前的小广场上席地而坐，身上披着花窗帘，头上四个人顶一床棉被，围着一堆用蘸煤油的碎木片燃成的小小的“篝火”……

冷。渴。饿。除此以外，还有在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中体现出的友谊和忘我。

从宾馆的果树上，中国人给外宾们摘来了又小又青的苹果。“权当早餐吧！抱歉的是没有水洗，没有刀削。”“不，不用了，现在还讲究什么？”都是受灾的人。外国人和中国人用手势在说话。他们用床单擦一擦“青果”，就往嘴里填。那酸涩的滋味一定终生难忘。

一位丹麦女医生在为受伤的中国翻译擦洗伤口；另一位丹麦朋友伏在地上，为刚刚抬来的中国伤员铺展床单。风雨中，身体虚弱的日本人和法国人背靠背坐着，相互支撑。更多的人在照看着正在呻吟的日本重伤员。

还有三个日本人没有找到。

当几乎筋疲力尽的李宝昌又一次带人钻进废墟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群法国人和丹麦人也自动地跟在他的身后，领头的竟是法国访华团六十岁的团长蒙热。

“我们也要去找日本人……”

“不，不行！”李宝昌被这意外的情况弄得不知所措，“你们，快回去！”

可是外宾们已经奔上了废墟。

李宝昌通过翻译喊叫：“你们别参加！别参加！你们幸存下来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不能让你们再被砸伤！”

几个年轻的外国人挣脱开拽住他们的手，已经跑到了中国人的前面。

一位法国太太也跑了上来。她脱下自己的高跟皮鞋，塞在李宝昌的手里，又指指李宝昌被鲜血染红的**的双脚。

所有的人回忆起来，都认为这是奇异而动人的一幕：在一片黑魆魆的废墟上，白种人、黄种人，自动地组成了一个救死扶伤的集体。他们身边是随时可能倒塌的断柱、残壁，他们头顶有晃动着的断梁；然而他们除了记着那几个濒死的生命，已经把一切都忘了。他们忘了伤痛，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国度。那一瞬间一切都模糊了。

踮着一双法国高跟鞋的李宝昌在喊叫，在指挥。法国人、丹麦人、中国人在一起寻找日本人的踪影。

人们最后发现：日本专家田所良一、武腾博贞已经遇难，身负重伤的须永芳幸也在送到唐山机场后死亡。

7月28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决定派一架专机到唐山接运外国人。

两辆汽车从宾馆风驰电掣般地驶向机场。

像任何汽车在7月28日那天都会遇到的情形一样，它们在路上被成群的伤员截住了。司机面前是老人、孩子、重伤员……无数双求救的眼睛。

“这是外宾，”司机嘴发涩，心发颤，“这里有受重伤的外宾。让我走吧。……”

这就是我们善良而真挚的中国人民。当他们听到“外宾”两个字时，那一片呼救声、叫骂声立时止息了。中华民族历来把礼仪看得重于一切，高于一切，世世代代继承了这种民族的风格。

他们默默地退让开去。尽管那些被木棍支撑着的伤腿能挪动的每一步都痛得钻心，那些躺在板车内的被推开去的伤员的每一声呻吟都揪着亲人的心，他们还是让开了道路。

这几十名外国人在机场同样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在饥饿的7月28日，他们得到了空军警卫连给他们送来的一人一小杯宝贵极了的米汤和一个又厚又硬的油饼。最后，他们穿着空军战士捐献的绿军装、蓝裤子和“老头布鞋”登上飞机。

那一刻，他们哭了。他们拉着中国朋友沾血迹的手，一遍遍地问：

“你们自己的家人不知怎么样？”

“开滦矿工不知怎么样？”

“还有他们，那些扮演小白兔的小朋友，他们现在在哪里呢？”

这些外宾还没有忘记那些可爱的中国儿童，就像今天，唐山人民还在向我充满感情地谈起这些外宾一样。

在现代化的唐山陡河发电厂的门前，有一大片樱花，花开时节，像悠悠浮动着一片淡红的云。那是为了纪念在唐山地震中遇难的田所良一、武腾博贞、须永芳幸等三位日本朋友而栽种的。

十年后，当我走在昔日废墟上的时候，我常常听人用惋叹的语气谈起他们。是的，这是一些极好的朋友。他们对中国怀有一片真情，他们在工作中的严谨和勤勉，给中国同事留下了那样深的印象。担任中文翻译的须永，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他和工人们谈笑漫步时，那模样纯粹是一个中国的青年技术员。他曾三次来华参加建设。最后一次是新婚远别──结婚方一个月就来到了唐山……多么令人揪心呵！一期工程总代表田所良一，是某公司的一位搞汽轮机的专家。“七二八”地震前他正该休假。他已发电报让妻子来中国，和他一起去下江南，游三峡。他还给妻子准备了一件礼物：一只精美的陶瓷花瓶。地震后，人们从废墟中扒出了田所良一那只已经压扁了的皮箱，箱中有花瓶的全部碎片。妻子把全部碎片带回了日本，请人一片一片地把那只花瓶拼黏起来，供在案头，天天看着它，怀念着他……

然而死者心中还带走了什么遗憾，在那样一种年代却并不是人人知晓的。只有陡河的工人记得，只有他们带着歉疚的感情记得：地震前的那个春节，当中日朋友举杯相庆的时候，日本电器工程师武腾博贞突然提出一个建议：他要发起一个“签名活动”，请所有一同流过汗水的中国朋友在他们的小本上签名留念。中国人愣住了。1976年的中国人啊！工人们望着厂领导，厂领导相互看看，然后默默地走出去了。他们要去请示上级，上级答复竟是：“要弄清他们是什么意图。没弄清前不能签。”……日本朋友把掏出的小本又放回了衣袋。遗憾、失望、不解……田所良一最后难过地说：“中日已经建交了，可为什么你们连名都不肯留呢？”

遗憾。像那只永远无法复原的破碎的花瓶。

这里，我并不想指责当年外办的那份“答复”，我甚至同情并理解他们。当时的中国，1976年的中国，类似这样的“请示”、“答复”又何止这一件？

太正常了，在那么不正常的年代。

值得庆幸的是，毕竟使我们领悟了什么。我想，如果没有唐山1976年的这场震灾，那件小小的遗憾也将与千千万万遗憾一起，无影无踪地返回另一个国度，而永远不为我们所知。我又想，如果没有历时十年之久的那场民族的灾难，或许，我们还不能意味到产生这遗憾的根源。灾难也使人们看清了民族的弱智和人为所创的悲剧；就像浩浩远古时代，若没有那场开天辟地的大火，猿也许将等待另一个契机走向人。

本体的进化常常就是由灾难开始的。

今天，那一件件小小的没有实现的遗愿，经过历史的积淀，毕竟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开始了严肃的认真的全新的思考。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