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登基后，调派大军，东征西讨，对于带兵的大将们非常倚重。在贞观年间，他就对大将李靖、李、房玄龄、马周、魏征等人，赏赐过宫廷制造的砚台。

中唐时期的玄宗李隆基，对于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如郭子仪、李光弼和原来当政时期的重臣姚崇、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等人，也赏赐过砚台。

这些受赏赐的人，文臣、武将和宦官都有，形形色色，但是都属于天子嫡系或再造河山的功臣。此为一例。

北宋时期，则有宋真宗，非常宠爱善于溜须拍马、逢迎上意的宰相王钦若。当寇准和王钦若发生争执时，真宗不得不对王钦若降职，但还特意赏赐王若钦以端砚，并特意因他而设立了资政殿大学士一职，班列众学士之上，以此安慰王钦若，没等多久，就招王钦若继续入朝为相。

在史料中，这种情况虽然凤毛麟角，却凸显出皇帝对于下赐重臣、宠臣们砚台，仿佛是一种不成文的、意味深长的意思。

我在搜集整理资料时，也推测过多次，但是因年代久远，并没有找到合适、合理的解释。元代之后，明清两代皇帝对于文臣、宠臣每逢年节、万寿和大典赏赐物件中的砚台、笔墨、书籍也较常见，但如乾隆皇帝非常重视的重华宫茶会，显然并没有隋唐、宋代皇帝赏赐砚台的意思，仅仅是一种表示恩宠和联络君臣情谊的表现。

后来，为写作一部关于日本近代史的作品，在搜集资料时，才在日本近代宫廷文化的启示下发现了端倪。日本史料和宫廷资料记载，日本战败后，盟军进驻日本各大城市，并开始追查战争罪犯。当经历过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天皇发小儿、宠臣、嫡系亲信之一的内大臣、侯爵木户幸一列入盟军追查的战争罪犯之一时，昭和天皇不仅在宫中宴请了自己昔日的亲信，还接连两次赏赐给他两方由中国派遣军贡献的镶金座古端砚。

据记载，木户幸一作为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的嫡孙，其家族一支跟皇室关心亲密，小时在宫内省学习院，跟幼年的昭和天皇和华族第一家、战时三任内阁首相的公爵大人近卫文麿，是亲如手足的发小儿朋友。而战败后，近卫文麿公爵自杀，木户幸一作为内大臣府的最高长官，是昭和皇帝的“长侍辅弼大臣”，有监督和推荐内阁总理大臣的职权，对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几乎所有的机密军情和宫廷秘密一清二楚。

为什么昭和天皇在盟军把列入战犯的木户幸一侯爵要逮捕之前，赏赐砚台呢？原来，据资料记载，这是日本宫廷自大化革新之后的传统，天子将砚台赏赐给嫡系大臣，代表对其忠诚于皇室的绝对信任和高度关怀。

昭和皇帝在“恰当”的时机两次赏赐来自中国的古砚给这位嫡系亲信，就是一种无言的“告诫”——希望他在监狱和法庭上，不要说出或做出对“朕躬”不利的言辞，对于“朕躬”在战争时期所负有的最高统帅责任和各种战争罪行，要守口如瓶，以免追责到天皇头上。

这出双簧戏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古老宫廷样式的“政治暗语”，木户幸一自然了如指掌，进了监狱之后，不仅从各方面为昭和天皇辩护，还说服了不少早已被捕的日本内阁、军部战犯，将全部战争责任，推给了早已成为众矢之的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当然不服气，还亏了木户侯爵跑前跑后，几次劝解，终于让他负责了全部战争罪行，代替昭和天皇，上了绞刑架。

对比中日资料，可以发现，赏赐砚台，作为一种特殊的宫廷“政治暗语”和特别信任的礼仪赏赐，正是日本宫廷自隋唐时代的中华学习到的众多制度之一。

也由此可见，一件小小的文房用品，却在波谲云诡的历史长河和亚洲文化中，衍生出神秘而诡谲的袅袅余韵和其他文房用具所不具有的特殊宫廷文化、政治含义。

有朋友说得很对，写物件，其实是在写人，在写当年的时代，任何一件古玩珍宝，除了具有其自身的灵性之外，都承载了当时的社会、时代和人物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如晦，它们虽然不会说话，可一帧帧、一幕幕的时代变迁，风雨流年，都不能逃过它们的眼神和观察。

时间是有记忆的，古玩也是有记忆的，它们的记忆，比我们更为持久而完整，沉默而平淡。我们只是故事的追记者，而它们，则是历史的亲历者。

它们洞悉很多我们不能看透的流年世故和人事沧桑，却从不肆意评价它们，只以自身的经历，慢慢显露，供后人冥想、遐思。

孙德胜孙老爷，就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老中国人之一，集合了几个历史人物的特性，注入了不少当时文化熏陶出来的性格。比如他的凛然刚方、坚韧不拔、刚毅坚卓、厚德载物，朋友们从这段长篇故事里的点点滴滴、犄角旮旯，都能体会出一些端倪。

他的特性和性格，其实就是砚台的性格，两者合二为一，才是这个故事开头和结尾本身呼应为一体的用意所在。

所以说，写物件，也是写人。

孙德胜的信念，就是事关自己责任的那件凶案，四十多年的沧桑坎坷而不改初衷的探寻、追索和毅力、坚韧，就是传统文化精神的鼓舞、延续和传承。这就是当时的人，没有什么漂亮的口号，却在默默坚持、默默守望、默默努力，因为信念。

古玩的灵性，也在于此，它们不会说话，只是冷然观察着世情万物，透过时间的漫长，告诉后人，一个个或是久远、或是失传的故事，所以它们本身也就成了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