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当晚十点整，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证实说，听见他走进二楼前厅也就是经常被他当做居室的那间屋子时，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屋里无一丝动静。梅鲁斯夫人想进她儿子屋里道声晚安，却意外地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母女二人叫喊、敲门都不见回应，于是让人把门撞开，发现这位可怜的青年躺在桌旁，一颗左轮子弹击碎了他的脑袋，模样极其恐怖，可屋内没发现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和总共十一磅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被码成十小堆，数目多少不均。另外有张纸条，上面写了若干数目字和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据此可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数目。

对现场的详细检查反而使得案情变得更加复杂。第一，找不出任何理由可证明门为什么会被插上。这有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了，然后从窗户逃跑。由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三十英尺，番红花在窗下的花坛里开得正艳。可是花丛和地面都没有被人踩过的迹象，在房子和街道之间的那一块狭长的草地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此，十分明显是年轻人自己把门插上的。假若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而且造成这样的致命伤，那么这一定是个出色的射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人来人往的大道，不到一百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马车站。虽然这儿出现了命案，还有一颗像所有铅头子弹那样射出后就会开花的左轮子弹和它造成的致命的创伤，可是当时无任何人听到枪响的声音。而且这件奇案，由于找不出动机而显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像我前面所讲述的，没人知道这个年轻人有什么仇敌，何况，他屋内的钱和贵重物品丝毫未动。

我整天脑里想的都是这些情况，尽力想发现一个可解释得过去的理论，来找到捷径——我的亡友称之为所有调查的起点。傍晚，我漫步穿过公园，在六点左右来到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头。一群无所事事的人聚在人行道上，抬着头望着一扇窗户。他们向我指点着我特意要来看看的那所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男子正在高谈阔论他自己的某种推测。我怀疑他是个便衣警察，其他的人也都在围着他听。我好不容易凑上前去，但他的议论听起来实在荒谬，我有点厌恶地又从人群中退了出来。正在此时，我撞在后面一个残疾老人身上，撞掉了他抱着的几本书。我捡起那些书，看见其中一本书名是《树林崇拜的起源》。这使我想到老人一定是个穷藏书家，收集一些不见经传的书籍作为职业或者爱好。我尽力为这意外之事道歉，可不巧的是，在主人眼里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是奇珍异宝。他充满厌恶地吼了一声，转身就走。我望着他弯曲的背影和灰白的连鬓胡子在人群中逝去。

我观察公园路427号已有很多次，但这对解除我的困惑毫无帮助。这所房子和大街只隔着一道半截栅栏的矮墙，不超过五英尺，因此任何人想进花园都轻而易举。但那扇窗户可根本够不着，因为墙外面没有水管或者别的东西可以帮助身体轻巧的人爬上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困惑，只好返回肯辛顿。我在书房里呆了没到五分钟，女仆进来说有人要见我。叫我吃惊的是来者并非别人，而是那位怪异的旧书收藏家。他那轮廓清晰而清瘦的脸在灰白的须发中显露出来，右臂下夹着至少十来本他心爱的书。

“您一定很吃惊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嘶哑。

我承认没有想到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