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计划《格兰奇庄园》发表后，就不再记叙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光辉业迹了。这并不是因为缺少素材，还有几百个案例没有使用过；也不是因为这位卓越人物的优秀品格和独特方法使读者已感厌倦；真正的原因是福尔摩斯先生不愿意再继续发表他的经历。其实，记录他的事迹对他的侦缉工作是有好处的，但他执意要离开伦敦，去苏塞克斯丘陵地带去研究学问和养蜂，所以很不愿意他的故事继续发表，而且再三叮咛要我尊重他的意愿。我对他声称我已经向读者表明《第二块血迹》将是我的封笔之作，而且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案件作为整部书的结尾，是最恰当不过了。在他的同意下，我以谨慎的态度向公众讲述这一事件的经过。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些细节可能显得不很清楚，请公众谅解我不能不有所保留的苦衷。一个年代不能明讲的秋天，一个星期二的上午，有两位驰名欧洲的客人来到我们贝克街的简陋寓所。一位是著名的贝林格勋爵，两度担任英国首相。他的鼻梁高耸，两目发光，相貌十分威严。另一位皮肤黝黑，眉清目秀，举止彬彬有礼，虽然人未进中年，却是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他就是崔洛尼·侯普——负责欧洲事务的大臣，英国最有前途的政治家。他们二人并肩坐在堆满文件的长沙发椅上，从他们焦急而忧虑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到此必定有要事。首相那青筋凸起的双手紧紧握着一把雨伞的象牙柄，他看着我们，冷漠而憔悴的脸上显出无限的忧愁。那位欧洲事务大臣也心神不安的样子，一会儿捻捻胡须，一会儿又摸摸表链坠。

“福尔摩斯先生，今天上午八点钟我发现丢失了一份十分紧要的文件，立刻报告给首相，遵照他的意见我们马上赶来找你。”

“你报警了吗?”首相的话既迅疾又坚决——跟在其他公共场合一样：“没有，因为我们不想将文件公之于众。”“先生，能讲讲具体原因吗?”“这是一份非常机密而又重要的文件，一旦内容被公开，就有可能影响到整个欧洲的局势，甚至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盗窃文件的人正是为了将其内容公之于世，所以对追寻文件一事必须严守机密。”“我明白了。崔洛尼·侯普先生，请您准确地叙述一下文件丢失的详细情况。”“好，福尔摩斯先生，过程非常简单。我们六天以前收到一封一位外国君主寄来的信。这封信事关重大，因此我不敢放在保险柜里，而是每天带到白厅住宅街我的家中，锁在卧室的文件箱里。昨晚我吃晚饭前换衣服的时候，打开箱子检查，清清楚楚看见文件还在，文件箱夜里就放在我卧室里的梳妆台旁边。我和妻子睡觉都很警醒，肯定没人在夜里进来过，可今早八点我发现文件不翼而飞了。”

“您什么时候吃的晚饭?”“七点半。”“您睡觉前做了些什么?”“我的妻子出去看戏了，我一直坐在外屋等她。到十一点半我们才进卧室睡觉。”“也就是说，有四个小时没人负责看守文件箱。”

“除了我自己的仆人和我妻子的女仆早晨可以进屋以外，任何人在任何时间绝不允许走进屋内。这两个仆人在这里工作很长时间了，忠心耿耿。此外，他们二人谁也不可能知道在我的文件箱里放着如此重要的东西。”“谁知道有这封信呢?”“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您的妻子知道吧?”“不，先生。直到今天上午信丢失了我才告诉她。”首相赞许地点了点头。他说：“先生，对你的责任心我感到十分信任，对你来说，这样一封机要信件的保管问题超乎家庭中的情感。”这位欧洲事务大臣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