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福尔摩斯先生说，“整个伦敦因莫里亚蒂教授之死变得空洞而乏味。”

“我认为很多正派的市民不会同意你的观点。”我回答说。“对，对，我不应该如此自私，”他笑着说，一面把他的椅子从餐桌旁挪开，“当然这对社会有益，无人受损失，除了可怜的专家整日无聊外。在那个家伙还活着的时候，你可以在每天的早报上看出许多危险的前兆。而且，华生，往往只是一点极小的线索，一个最模糊的迹象，就足以告诉我这个恶毒的匪首在哪里；就像蛛网的边缘稍有颤动，你就可以想到潜伏在网中央的那只阴险的蜘蛛。对掌握线索的人来说，一切小的盗窃行为、任意的暴行、意图不明的逞凶都能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于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专家说，伦敦有别的首都不具备的许多有利条件。可是，现在……”他耸耸肩，极其幽默地表示他对自己花了好大力气才营造的现状感到不满。

现在我所谈到的那个时候，福尔摩斯已经在国内呆了几个月了。按照他的请求，我出让了诊所，搬回贝克街我们共同居住过的寓所。有个姓费纳的年轻医生买了我在肯辛顿开的小诊所，他一点没犹豫就按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付了款，让我十分诧异。几年后，才知道原来费纳是福尔摩斯的远房亲戚，实际上钱是他筹借的，我这才恍然大悟。

在我们合作的那几个月里，日子并非他所描述的那样淡而无味。因为我大致翻看了一下我的笔记，就找出了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费里斯兰”号的惊人事件，后者差一点使我们两人送命。不过他的冷静、自重的本性使他一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公开的溢美之辞。他严格约束我不能说一句有关他本人、他的方法或者他的成功的话。我已经解释过了，这项禁令直到现在才被撤消。

一通古怪的议论后，福尔摩斯先生向后靠了靠，神态悠闲地打开了当天的晨报，一阵吓人的门铃声，紧接着一阵“咚咚”的敲门声，好像有人用拳头捶打大门。敲门声引起我们的注意。门开了，我听见有人冲进过道和上楼梯的急促的脚步声。没过一会儿，发狂似的闯进屋来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年轻人。他两眼充满了激动和愤怒，全身抖动。他不停地看着我们，见我们的目光充满疑惑，便意识到了自己应为他的冒失闯入做一番解释。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他大声说，“您不要责备我，我快要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就是那个倒霉的约翰·赫克托·玛克弗兰。”听这样冒失的开场白，好像只要一说他的名字，就可以了解他的一切，但从我伙伴脸上的表情，我能看出他对这个姓名和我一样一无所知。

“抽支烟吧，玛克弗兰先生，”他说着把烟盒递过去，“我相信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会对症下药给你开一张镇定剂的处方。最近几天天气确实很热，如果你现在稳定了些，请坐在那把椅子上，让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有什么事。虽然你只讲了名字，就似乎我该认识你，可是除了你是单身、律师、共济会成员、有哮喘病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外，我对你真的一无所知。”出于对我朋友的熟悉，我极易领会他的推理，并且看出福尔摩斯做出了如此推测是因为这个年轻人不修边幅，随身携带着一札文件，表链上的护身符和喘气声，但这却使这位年轻人瞠目结舌。

“一点也不错，您说的这个人就是我。除此以外，我现在还是全伦敦最不幸的人。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您可别不理我，福尔摩斯先生。如果在我没有把话讲完以前他们来逮捕我的话，务必请您先听我把所有事实告诉您。要是我知道您能为我代为奔走，我可以愉快地走进监狱。”

“逮捕你!”福尔摩斯说，“这确实太……太有意思了。那你被逮捕的罪名是什么呢?”

“谋杀下诺伍德的约纳斯·奥德科先生。”

在我同伴富于表情的脸上，显出一种好像多少带点满意的同情。

“啊，”他说，“刚才吃早饭的时候，我还同我的朋友华生说，报纸上已经消失了一切轰动社会的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