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个小时了，福尔摩斯不言不语地坐着。他俯着瘦长的身躯，低头盯着他前面的一只试管，里面正煮着一种气味非常臭的化合物。从我这里望去，他脑袋垂在胸前，就像一只瘦长的怪鸟，全身披着深灰的羽毛，头上的冠毛却是黑的。他忽然说：“华生，你不准备在南非投资了，是不是?”我大吃一惊，虽然早已习惯于他的各种神奇本领，但对于他能一语道破我的心事，仍让我感到吃惊。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他。他在圆凳上转过身来，手里拿着那支冒气的试管。从他深陷的眼睛里，露出一种忍俊不禁的神情。

“现在，华生，你承认你很惊讶吧。”他说。

“我是惊讶。”

“我应该叫你把这句话写下来，签上你的名字。”

“为什么?”

“因为过不了五分钟，你又可能说这太简单了。”

“我一定不说。”

“你要知道，我亲爱的华生，”他把试管放回架上，用一种教授在班级对学生授课的语气接着讲，“做出一连串推理，从前一个推理推出另一个简单而明确的推理实际上并不难。这时，只要你去掉中间的推理，对你的听众宣布始发点和终点就可以得到一种令人吃惊的、也可能是夸大其词的效果。所以，我看了你左手的虎口，就觉得有把握说出你没有打算把你那一小笔资本投到金矿中去，这真的很容易推理。”

“我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但是你听我说。这一根非常简单的链条中缺少的环节是：第一，昨晚你从俱乐部回来，你左手虎口上有白粉；第二，只有在打台球的时候，为了稳定球杆，你才在虎口上抹白粉；第三，你从来不打台球，如果没有瑟斯顿做伴；第四，你在四个星期以前告诉过我，瑟斯顿有购买某项南非产业的特权，还有一个月的期限，他很想你跟他共同使用；第五，你的支票簿锁在我的抽屉里，你一直没跟我要过钥匙；第六，你不打算把钱投资在南非。”

“这太简单了!”我叫起来。

“正是这样!”他有点不高兴地说，“每次一旦给你解释，问题就变得十分简单，这有个谜团，我的朋友，你看看如何能解释它。”他把一张纸条扔在桌上，又开始做他的分析。我惊奇地发现纸条上画着一些荒诞的符号。

“嘿，福尔摩斯，这是一张小孩的画。”

“噢，那是你的看法。”

“难道还有别的意思吗?”

“这是希尔顿·丘皮特先生急于弄清的问题，他住在诺福克郡马场村庄园，今天早班邮车给我送来这个小谜语，他本人将乘第二班火车到这儿。门铃响了，如果没猜错的话，他来了，华生。”楼梯上响起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不久，进来一位绅士，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脸刮得很干净，面颊红润，眼睛明亮，说明他生活在一个远离贝克街这种雾气笼罩的地方。当他进来时，好像带来了一些浓郁、新鲜、凉爽的东海岸空气。他跟我们握过手，正要坐下来的时候，目光落在那张画着奇怪符号的纸条上，那是我端详了半天以后放在桌子上的。

“福尔摩斯先生，你怎么认为呢?”他大声说，“他们说，您喜欢研究离奇古怪的东西，我再也没看到比这更古怪的东西了，因此，我先把它寄来，让你在我到来之前有充分的时间研究它。”

“确实是一件难懂的东西，”福尔摩斯说，“乍一看就像孩子们开的玩笑，在纸上横着画了些在跳舞的奇形怪状的小人。您怎么会在意一张这样怪的画呢?”

“我是决不会的，福尔摩斯先生。但是我的妻子对它十分在意，虽然她什么也没有说，我看她怕的要命，我不能忍受她眼中的恐惧，因此，我要弄清楚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福尔摩斯把纸举起来，让太阳光照着它。那是从记事本上撕下来的一页，上面那些跳舞的人是用铅笔画的，排成整齐的一行。福尔摩斯认真看了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叠起来，放进他的皮夹子里。

“这可能是一件最有趣、最不平常的案子，”他说，“虽然你在信上告诉了我一部分细节，希尔顿·丘皮特先生。但是我想请您再给我的朋友华生医生讲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