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您，请接着往下说。”“父亲接收了那座霍尔舍姆房产，根据我的提议，仔细检查了这许多年一直上锁的阁楼。发现那个黄匣子仍在那里，显然匣内的东西已经被烧掉了。匣盖里面的纸标签上写着K．K．K．三个大写字母。下边还写着‘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认为：这说明了我伯父所销毁的文件的性质。顶楼上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只有一些散乱的文件和记载伯父在美洲的生活状况的笔记本。那些散乱的文件，有些是关于战争时期的情况和他恪尽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述；还有些是关于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大多与政治有关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我伯父当时非常反对那些由北方派来的政客，因为他们只是带着一只随身手提包，在南方到处搜刮。唉，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时，正值一八八四年初，直到一八八五年元月，一切都很顺利。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正吃早饭时，我的父亲拆开了一封信。忽然他惊叫一声，只见他一只手掌上托着五个干瘪的橘核。对于伯父的遭遇，他总是抱着嘲笑的心态。现在他自己遇上了同样的事，却吓得不轻，神情恍惚。

“‘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这是K．K．K．。’”我说。

“他看看信封的内层。‘没错，’他叫了起来，‘真是这几个字母。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从他背后望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道。

“‘只有花园里有日晷仪，’我说，‘文件一定是被毁掉的那些。’

“‘呸!’他大着胆子说，‘现在这里是文明世界，怎么会有这种蠢事!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从敦提来的。’我看了一下邮戳回答说。”

“‘荒唐的恶作剧，’他说，‘我和日晷仪啦、文件啦，完全没有关系。我可不会去理会它。’”

“‘如果是我，肯定会报警。’”

“‘这么做一定会让他们嘲笑，我会很痛苦，不干。’”

“‘既然这样，我去报告吧?’”

“‘不，你也不许去。我不愿为这种荒唐事浪费心思。’与他争辩是没有用的，因为他非常顽固。我只好走开，心里很慌乱，好像大祸就要临头了。那之后的第三天，我父亲出门去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他现在是朴次当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对父亲的这次出行我感到很高兴，我以为，他离开了家也就远离了危险，但是我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我接到少校拍来的一封电报，要我马上到他那儿去。他们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找到了我的父亲，这种矿坑在这附近地区是很多的。他摔碎了头骨，毫无知觉。我匆忙地跑去看他，可是他再也没有醒来，从此离开了我们。显然，他是黄昏前从费尔哈姆返家，由于道路不熟，白垩坑又无栏杆遮挡，验尸官便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意外致死’的判断。我仔细地检查了每一处可能与他死因有关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谋杀的迹象。现场没有暴力行为的痕迹，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陌生人出现的记录。可是您一定明白，我内心是多么的不平静，我甚至可以确定，有人在他四周谋划了某种阴谋。

“在这充满危险的情况下，我继承了遗产。如果您问我为什么不卖掉它?我认为灾难可能是我伯父生前的某种事故所造成的，不管在哪儿，祸事都会威胁着我们。我父亲是在一八八五年一月惨遭不幸的，至今已有两年八个月了。在这期间，我在霍尔舍姆的生活还是幸福的。我已开始认为：灾祸已离我远去，它随着我的上一代的死亡而消失了。但是昨天早上，危险的征兆又出现了，就和我父亲当年经历的完全相同。”年轻人从背心的口袋里取出一个皱皱巴巴的信封，走向桌旁，倒在桌上五个又小又干的橘核。“这就是那个信封，”他继续说道，“邮戳盖的是伦敦东区。信封里是同样几个字：‘K．K．K．’。上面写着‘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