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恶作剧的提法是站不住脚的，”他说，“可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更加不能成立了。我们了解到这个妇女在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彭奇过着一种宁静体面的生活。这段时间里，她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家。罪犯为什么偏要把犯罪的证据送给她呢?特别是，她同我们一样对此事毫无所知，否则她就是一个演技高超的演员。”

“这就是我们一定要着手处理的问题，”福尔摩斯回答道，“我想我要这样着手。我认为我的提法是对的，并且这是一桩双重的谋杀案。两只耳朵分属一男一女，原因是一只形状纤巧，穿过耳环，另一只则呈黑色，大而变了色，也穿了耳环，这两个人可能已经遇害，否则我们早就会听见有人被割了耳朵的消息了。今天是星期五，包裹是星期四上午寄出的。那么，这场谋杀可能发生在星期三或星期二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如果这两个人已被谋杀，那么，不是谋害者把这谋杀的信号送给库欣小姐又是谁呢?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寄包裹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不过，他把包裹送给库欣小姐，其中必有道理。然而，道理何在呢?一定是告诉她，事情已经办完!或者是为了使她痛心。这样，她就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她知道吗?我怀疑。如果她知道，却为何又报警?如果她想包庇罪犯的话，完全可以将此事不露风声，那样就谁也查不出来。但是，如果她不想包庇他，她就会说出他的姓名。这就是需要我们去查明的症结所在。”他说话的声音一直高而急促，茫然瞪着外面的花园篱笆，可是现在，他轻快地站了起来向屋里走去。

“我想向库欣小姐提几个问题。”他说。“那么，我就先走了，”雷斯德说，“我恰巧还有几件事要办，就不用再了解什么了，如果有事，你可以去警局找我。”

“我们上火车的时候，会顺路拜访你的。”福尔摩斯回答说。片刻之后，我们走进前屋时，那位外表冷淡的女士仍然静静地在绣她的椅套。我们走进屋时，她把椅套放到膝上，用她那双坦率、询问的蓝眼睛看着我们。“先生，我深信，”她说，“这件事是一个误会，包裹原来就是想寄给我的，这一点我已经对苏格兰场那位先生重申过多次，可是他总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据我所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仇家，到底是什么人要如此捉弄我呢?”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库欣小姐，”福尔摩斯说，一边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想更可能的是——”他停住了，我不禁吃惊，只见他紧紧地盯住这位小姐的侧面。一刹那间，他脸上显出惊奇和满意的神色，但当她抬起头查询他不语的原因时，他已经又恢复了原来平静而认真的神情。我仔细打量着她那光滑而灰白的头发，整洁的便帽，金色的小耳环和她那温和的面容，但是使我同样激动的原因我却丝毫未察觉到。

“有一两个问题——”

“啊，您的问题已经令我十分厌烦!”库欣小姐显得不耐烦地说。“我想，你有两个妹妹。”“你如何得知?”“进屋的那一瞬间，我发现壁炉架上放着一张三位女士的合影照片。一位是你本人，另外两位同你长得十分相像，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无须多说的。”“对，你说得对。她们是我的两个妹妹，萨拉和玛丽。”“在我旁边还有一张照片，是你妹妹在利物浦拍的。合影的男子从服装上看可能是海轮上的工作人员，我看当时她还没结婚。”

“你的观察力真是敏锐得很。”“这是我的职业。”“唔，你说得很对。但后来没过几天她就同布朗纳先生结婚了，拍照时他正在南美洲航线上工作。他如此爱她，以致不愿长期同她分开，于是就调到利物浦——伦敦这条航线的船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