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礼拜之前，布莱尔斯先生到楼下来找我。我觉得他当时的心情好像很激动。谈话中，他提到了伦敦西区发生的一些盗窃案，我记得，他当时的激动有点过分，他说我们应该立刻把门窗加固闩牢，一刻也不能耽误。在那个星期里，他一直坐立不安，不时向窗外探望，连午餐前短时间散步的习惯也取消了。他的一举一动，让我感觉他在惧怕着某个人或某件事。可是，当我问他这个事时，他就变得粗鲁无礼。后来，我就不提这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恐惧渐渐消失了，他又恢复了常态。可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又一次变得可怜又可鄙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两天前，我收到了一封奇怪的来信，信上没地址，也没日期，现在我来把它读给你听：

一位侨居在英国的俄罗斯贵族急欲到珀西?特里维利医生处就医。几年来，他深受着强直性昏厥病的折磨，而特里维利医生治疗这种疾病取得了人所共知的成就，病人准备明晚六点一刻左右前来就诊，如果特里维利医生方便的话，请在家等候。

这封信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对强直性昏厥病的研究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很难找到病例。你可以想见，当小听差在指定的时间里领进那位病人时，我在诊室里有多么的兴奋和不安。

病人是一个身材瘦小的老人，人也很拘的谨，但是很普通——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法俄罗斯贵族。不过他的同伴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网刻的印象。那是一个漂亮高大的年轻人，黝黑的脸上带着凶相，有一副赫拉克勒斯的身板。老人是他搀着胳膊进来的，他把老人扶到椅子跟前，动作特别体贴入微，单看他的外表，你是很难预料到他会这样的。

亲爱的医生，请原谅我们的冒昧，他用英语跟我说道，说话时有点口齿不清，他是我父亲，他的健康对我来说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被他的孝心感动了，我说，“我给他诊治时你愿意在诊室里陪着吧？”

“哦，不，绝对不行，”他惊叫起来，“我受不了。我要看到父亲病发时那种可怕的样子，会发疯的。我的神经已经很脆弱了。如果你允许，我想在你给我父亲治病时，我到候诊室去等着。”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年轻人就离开了。我和病人一起研究他的病情，并作了详细的记录。

他智力平平，回答问题时也常常含糊其词，我想他可能是不大熟悉我们的语言。然而，正当我给他写病历的时候，我很惊讶地看到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面无表情，肌肉僵直，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他又犯病了。

我前面说过，对于病人，我最初的感觉是又同情又害怕。后来，职业的兴趣占了上风。我赶紧测量了病人的脉搏和体温，试了试他肌肉的僵硬程度，又检查了他的反应能力。他的所有征状和我以前诊断过的病例没什么两样。过去我治疗这种病例使用过烷基亚硝酸吸入剂，效果不错。现在是再次验证它的疗效的好机会。可惜药瓶放在楼下的实验室中，于是，我把病人丢在诊室里，自己跑下楼取药。找药大概用了五分钟时间，然后我上了楼。可是诊室里人影都没有，病人不知道哪儿去了。我感到非常的奇怪。

“我马上跑到候诊室，他儿子也不在了。前门已经关上了，但没上锁。我那个接待病人的小听差是一个新来的小伙计，不机灵。平时他老呆在楼下，我按铃后他才跑上来领病人出门。

他说他什么也没听到，所以这件事情就成了一个谜。过了一会，布莱尔斯散步回来了，但我不敢跟他说这件事，因为，那段时间，我尽量跟他少说话。

“我还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那个俄罗斯病人和他儿子了。所以，今晚，昨天也是这个时间，当他俩又来我的诊室时，你们可以想象，我惊讶成什么模样了。

“对于昨天的不辞而别，我非常抱歉，医生，’我的病人说道。

“我承认，我对此非常奇怪。’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