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蒋介石返回洛阳避寿。31日张学良特地约阎锡山、徐永昌、傅作义等人前往洛阳祝寿，借机再次进言，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次蒋介石还算有耐心，劝张学良说：

“攘外必先安内，共党已日暮途穷，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下，就会取得最后胜利。”

张学良不死心，仍据理力争：

“此事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请蒋委员长慎重考虑。”

蒋介石看看阎、傅等人，厉声质问：

“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此次进谏仍以无果而终。但这时张学良的处境已十分艰难，一方面必须随时保持与红军沟通，避免红军被中央军所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部署，继续“围剿”红军。可两方面兼顾，难免不会露出破绽，一旦被抓住把柄，后果将十分严重。

就在这时，蒋介石指挥晋绥军打响了绥远抗战。对张学良来说，参加绥远抗战，正是摆脱困境的好机会。首先，东北军大举北迁，“剿共”必将受到影响甚至因此而停顿；而东北军进入绥远后，既与红军相距不远，又可就近接通苏联与外蒙古，说不定能代替红军打通国际路线，就此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

11月27日，张学良正式上书蒋介石，强烈要求率东北军赴绥远参战。

然而，这只是张学良的一厢情愿。蒋介石在“对日方案”的序列中，有冯玉祥与唐生智，而张学良仅为预备队队长。在张学良看来，这明明就是为人们对东北军的非议——军纪差、战斗力差做注脚。

就在这时，张学良得知蒋介石下令逮捕了上海救国会“七君子”，查封了各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亡报刊。张学良愤怒之下，于12月2日亲自驾驶军用飞机，孤身直飞洛阳，再次直言进谏，强烈要求将东北军撤出“剿共”战场，开赴绥远参加抗战。

由于蒋介石不为所动，张学良情绪激动，严词指责蒋介石“专制”，与袁世凯、张宗昌无异。蒋介石毫不理会，却态度强硬地表示：“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

张学良完全没有料到，“请缨抗战”未成，反倒更刺激了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决心，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

12月4日晚，蒋介石一行乘火车由洛阳抵达临潼，次日上午入住华清池。

紧接着，一批重要军事将领、军政要员云集西安，包括军政部次长陈诚、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豫鄂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卫立煌、豫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等。

与此同时，陇海路上战车滚滚，蒋鼎文等部十几个师正在向西北开来；刘峙指挥的十万大军已摆在陇海铁路沿线，随时准备西进；万耀煌部陆续开入潼关，进驻咸阳；胡宗南部向宁夏和陕甘边境移动；65架战机已调至西安与兰州……

蒋介石在洛阳一个月，为第六次“剿共”做了一系列军事部署，如今重回西安，显然是做了两手准备，一旦张、杨不服从命令，消极“剿共”，他将实施第二套方案，即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调出“剿共”战场，将陕甘两省全部让给中央军，由中央军全面“剿共”。

临战换将乃兵家之大忌，蒋介石何尝不知其中利害，只是有备无患，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第二步棋。他仍然确信，东北军联共是张学良的部下所为，张学良不过是受部下蛊惑，其为人“小事精明，而心智不定”，“尚不至为国家害”。

然而，蒋介石不仅错看了张学良，同时也错估了西北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