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超是胡宗南送给戴笠的人，与胡宗南是同窗兼好友，处分马志超，胡宗南面子上不好看，不处分似乎又太无章法。看在胡宗南的面子上，戴笠决定对马志超“冷处理”，将他挂了起来，一挂就挂到了抗战爆发，戴笠这才重新起用马志超，任命他为甘肃站站长。

马志超不能处分，戴笠的目光又转回到西北区，毕竟西北区对陕西站的工作有失查之过，应负领导责任。但江雄风早已调离，如今只是临时代理，属于帮忙性质，处理他未免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事变发生后，同样是逃跑，江雄风总算还有起码的责任感——冒着生命危险给特务处发了一封电报，报告西安出事的消息，也算将功补过了。戴笠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赶回南京，正是得益于这封电报。

江雄风也不能抓，戴笠的目光落在了尚在上海的王新衡身上。若不是王新衡推说有事，怎会有江雄风的临时代理！

戴笠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总要有人出来担责，不处罚一个人是没法交代的，毕竟对于张、杨发动事变，这层层特务机构竟无一人发觉。即使王新衡是冤枉的，也只好拿来当替罪羊了。

戴笠立即下令，将王新衡从上海拘来。不过戴笠对王新衡还算客气，将他送进了管制略宽松一些的“乙地”羊皮巷，也就是当初拘押陈恭澍的地方。直到抗战爆发后，王新衡才被释放，同时被任命为香港特区少将区长，旋即走马上任。

回到南京后，戴笠与张学良的关系也调了个，“保护”张学良的任务非特务处莫属，戴笠从此成为张学良的“保护”人。还是在飞机抵达洛阳的时候，戴笠就通知梁干乔和刘乙光，做好接机准备，安排好张学良的警卫工作。

从洛阳返京时，蒋介石为错开抵京时间，特地让戴笠与宋子文陪同张学良乘坐第二架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后，张学良与宋子文一起乘车开往北极阁宋公馆，早已等候在机场的刘乙光，立即率便衣特务队跟随保护。

在宋公馆居住的数天里，张学良的警卫工作内由随侍的警卫人员负责，外由刘乙光的特务队负责。

这是张学良赴京后唯一几天相对自由的日子。到12月31日，张学良开始失去自由。

这天，南京政府军委会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军法会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五年。宣判结束后，由戴笠亲自安排，将张学良“护送”到中山门外孔祥熙公馆。

与张学良一样，戴笠也是投桃报李之人。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相比对蒋介石的忠诚，戴笠与张学良的友谊显然要苍白许多。戴笠所能做到的，就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关照张学良的生活。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被特赦的张学良并未恢复自由，而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从此开始了幽居生涯。

由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腰部受伤，其兄蒋介卿在闻知蒋介石被扣押后不堪打击，中风跌倒，不治身亡，为筹办兄长后事和休养身体，蒋介石于1月2日偕宋美龄返回奉化，临行前指示戴笠，将张学良护送到奉化幽禁。

1月13日，戴笠亲自护送张学良飞赴奉化，先将张安顿在武岭学校，他本人前往雪窦山，将建在雪窦寺一侧的中国旅行社十几间房屋包租下来，改为“张学良招待所”，对内则称“特务处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然后将张学良移居此处，由刘乙光、许建业分别任特务队正副队长，率特工人员30名负责内部看守，另有一个连武装宪兵负责外围警戒。

此后张学良先后转移到江西南昌、湖南益阳桃花坪、沅陵凤凰山、贵州修文县阳明洞、桐梓等处，均由戴笠派人负责看守和照顾生活。时年34岁的特务队长刘乙光，从此与张学良结下不解之缘，大半辈子也只干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从大陆看到台湾，从看守和被看守的对立关系，看成了私交甚笃的朋友，刘乙光在这个位置上也一步步晋升为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