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以其租界的特殊环境，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的聚集地，不仅有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军政要角在这里聚集，也有中共的地下组织在这里活动。因此，戴笠对上海特别重视，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便派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的浙江籍翁光辉、同期毕业的上海籍陈志强、第五期毕业的广东籍王昌裕等人，赴上海开展情报工作。特务处成立之后，又首先在上海建立外勤单位——上海区。

如今上海区已升为华东区（不久又改为上海特区），辖上海、浙江、福建、徐海等地区情报组织。上海区已有四个情报组及一个行动组，有特工60余人，另有直属通讯员30多人。

时任区长余乐醒，本名增生，字乐醒，1901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县（今改市）浦口镇一个普通农家，早年留法勤工俭学，攻读化学与机械专业。系中共党员，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政委，兼任黄埔军校教官，后被派往苏联学习情报。“四一二”政变后脱党，赴西安在杨虎城创办的兵工厂任职。1932年特务处成立后，被戴笠招致浙江警官学校任特训班教官。

戴笠虽终生反共，但对共产党人的工作作风、道德情操和严明纪律十分佩服，对余乐醒这个有过中共背景、有专业技能、留过洋、当过军校教官、学过“契卡”（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的前身）的特殊人才，十分重视，很快又将他调到上海，接替翁光辉任第二任上海区长。

戴笠一到上海，立即通知余乐醒，部署全体特工，对王亚樵展开全面侦察，对已掌握的王亚樵的几处秘密住所进行紧急搜索。结果不出所料，王亚樵早已不见踪影，就连其弟王述樵、得力干将龚春蒲也早已不知去向。只有王亚樵的母亲、发妻王淑英和几个孩子，仍留在拉都路寓所中。

抓捕王亚樵，谈何容易！

王亚樵的“斧头党”长期从事暗杀活动，为了躲避官府追捕，王亚樵本人早已养成小心谨慎、机警善变的个性作风，仅在上海的秘密住所就有十几处之多，也很少在一个住所度过一整天。其穿着打扮、交通用车，更是一日数变，就连最得力的手下干将郑抱真、龚春蒲以及胞弟王述樵，妻妾王淑英、王亚瑛等人，也很难掌握他的行踪。

他到每一处住所后与亲信的联络方式，皆随机应变。如果情况允许，便以电话联络，通话用暗语，外人即使听到也不知所云。若风声紧，电话方式被取消，行踪更是飘忽不定。

戴笠也是有备而来，他一面联络杨虎统一组织军警宪严密封锁对外通道，防止王亚樵逃离上海；一面对已发现的王的秘密住所，派便衣特务严加监视；同时开展秘密查访，即调动大批特工与运用人员，广泛联络与王亚樵的心腹干将有接触之人，调查王亚樵可能藏身的秘密地点。

与此同时，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公开悬赏百万元捉拿王亚樵；凡通风报信、带领警宪人员前往抓捕的，奖赏十万元。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王亚樵手下杀手云集，却也良莠不齐，见利忘义者大有人在。很快，各种密报纷至沓来，其中有个安徽同乡会的柏藏芗，原本知道王亚樵的一些底细，又经过一番打探，摸清王亚樵在郊外赵主教路有一处重要藏身之所，立即向军警机关告密。

戴笠闻报后，迅速派人前往调查，得知该住所系原军长刘志陆的新建公馆，刘志陆与王亚樵素有交情，新公馆建成后即交给王亚樵秘密使用。

戴笠令柏藏芗带上海区一个情报组在刘公馆周围布网监视。十天后的一个深夜，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戴笠从睡梦中惊醒，电话那头传来情报组长激动的声音：

“戴先生，目标出现了，已乘坐云飞汽车进入住宅！”

“好！继续严密监视，有情况及时报告！”

戴笠随即将电话打进杨虎位于环龙路的宅邸。杨虎当晚与妻妾们打麻将到很晚，刚睡下不久。接电话后，立即调兵遣将，由保安处会同市公安局、法租界巡捕房，调四辆红色卡车，载着百余名警务人员，驶向赵主教路刘公馆。

刘公馆楼上有窗口亮着灯，楼下停着王亚樵乘坐的那辆云飞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