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态的发展正如戴笠所料，沈钧儒登高一呼，即刻得到律师界的广泛声援。沈钧儒又亲自出庭为王述樵辩护，迅即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戴笠作为复兴社特务处一个小小的处长，尤其作为一个秘密机构负责人，尚不为外界所知，所有舆论矛头，直指当局最高领导人：蒋中正。

戴笠知道闯了大祸，又无办法遏制事态发展，只有负荆请罪。

尽管有杨虎全力承担责任，戴笠仍自知难脱干系，毕竟抓捕王亚樵是他全权负责，其他人只是配合，一人做事一人当，没有必要连累他人。

但是，当戴笠赶赴庐山负荆请罪时，蒋介石几乎没有责备戴笠。

究其原因，既非杨虎的开脱，亦非蒋介石对戴笠的谅解，而是从戴笠离开上海到赴庐山负荆请罪，这期间发生了太多更重要的事情——

1933年年初的中国现状，可谓兵连祸结，内忧外患。日军为了完成建立伪“满洲国”的计划，于2月下旬进犯热河。由于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放弃抵抗，仅仅十天时间，热河全省陷落。

而在元月初，日军已开始进犯山海关。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日军占领热河后，继续向长城一线进犯，第二十九军在长城线上英勇拼杀，重创日军。

与此同时，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首的日本特务，已潜入华北，在平、津两地物色失意军阀政客，如前湖南督军张敬尧、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以及齐燮元、石友三、王揖唐等人，以配合其密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进而为建立伪“华北国”铺路。

此时，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对江西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为全面掌握华北战况，蒋介石命戴笠选派重要干部主持华北情报工作。重要干部，莫过于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经报蒋介石批准，戴笠委派郑介民兼任华北区区长，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的名义，赴北平统一指挥华北各地情报组织，搜集战地情报。

然而郑介民根本没有深入前线跑情报的胆量，古北口战事发生后，远在江西的蒋介石得不到情报，严词斥责戴笠不分轻重缓急。戴笠急电郑介民，令其亲赴古北口了解军情，开展情报工作。郑介民这才携一个情报组，带一部电台，赶赴古北口。但他本人在古北口仅待了两三天，便悄悄返回北平。

戴笠知道郑介民持重有余，胆魄不足，担心贻误军机，立刻上报蒋介石，请求亲赴北平。相对长城抗战来说，王亚樵案等于芝麻与西瓜之对比。蒋介石“围剿”红军正焦头烂额，北方又战事吃紧，哪还顾得上纠缠王亚樵之事，立即批准戴笠驰赴北平。

戴笠放下王亚樵的烂摊子，偕已调任机要秘书的毛万里及译电员赶往北平，亲自组织华北各地情报站、组，深入长城抗战前线，全面开展对日情报工作。随后，他本人率领一个情报组，驻扎河北保定，通盘指挥，以确保战地情报的及时准确。同时组织平、津两站特工开展对日反间谍活动，部署平、津地区锄奸事宜。

待返回南京后，上海方面王述樵事件仍在沸沸扬扬之中，不仅抓捕王亚樵愈发艰难，仅王述樵事件就足以令人大伤脑筋。尤其人们纷纷指责当局，使蒋介石陷于被动之中，戴笠束手无策，只得硬着头皮赶赴江西，登上庐山，当面向蒋介石请罪。

虽是负荆请罪，戴笠却是做足了功课，有备而来，希冀能将功补过。这个“功”是多方面的，毕竟蒋介石对日方面的军事决策，其依据大多来自特务处的军事情报；戴笠返回南京后，平、津站又成功刺杀汉奸张敬尧；上海区也按照蒋介石指令，除掉了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而特务处在通讯技术上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