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恭澍被捕以前，有一天我们闲聊，他问我，假如他被敌人抓去，老板会派谁来上海？我说了好几个人，他都摇头，他说一定是毛万里。”

从这一点来看，陈恭澍对戴笠用人方面的了解，远胜于给戴笠当过秘书的毛万里。陈恭澍自己坐冷板凳时虽不能预知未来，但在熟悉上海区的情况下，却能推算出戴笠在沪一区的用人取向。

这个信息对戴笠来说十分重要，既然陈恭澍已料定下任区长是毛万里，那么毛万里去上海岂不等于自投罗网？

这个晚上，戴笠彻夜未眠，为重建沪一区设计了一个特殊方案——在局本部成立“上海实验区”。当他将这个决定告诉毛万里的时候，毛万里一脸茫然：

“实验区设在重庆，怎么在上海开展工作？”

“只是区部设在重庆，下属各组设在上海。各组单独与区部联系，横向无交叉，不来往，相互保密。”

“哦，这样的话，一个组出事，其他组不受牵连。”毛万里悟出了其中道理，却又不无遗憾，“区部倒是安全了，可待在重庆总觉得有劲使不上。”

“此言差矣，整天东躲西藏才是有劲使不上。”

戴笠又介绍了他的设想，上海实验区下设四个组，把所有人事、经费、电台业务都集中在实验区区部处理，在重庆分别建立情报组、行动组，然后化整为零，分别携电台潜入上海，各组直接与重庆区部联系，由重庆区部统一指挥。

除毛万里任区长外，副区长由重庆稽查处第二科科长王一心担任。王一心是上海人，也曾任军统局上海地区总督察和沪一区书记，对上海情况十分熟悉。从这个人事安排上看，毛万里不得不承认戴笠对他还是信任的，对这个安排自然也是十分满意的。

“这一个构想由你来试验，如果有成效，其他地区也可仿效，如成立北平实验区等。”

随后，上海实验区在重庆正式成立，并很快分别将情报人员和行动人员输入上海。任陈恭澍、张作兴等人如何为“七十六号”卖力，由于不了解上海实验区情况，均已无济于事。

实践证明，上海实验区的模式非常适合军统在沦陷区开展工作，既可相对保证潜伏人员的安全，又可灵活多变，进退自如，免去了过去尾大不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弊端。不久，军统相继设立了华北实验区、华中实验区、海外实验区。

12月上旬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于当月12日占领九龙半岛，向香港展开攻击。戴笠料到日军既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必谋打通中国大陆上的南北交通，为此将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万一长沙不守，粤汉路被敌人打通，则东南和重庆就隔断了。到那时东南的工作会加倍困难，必须事先准备，成立东南办事处，到时东南五省的工作，可由东南办事处就近处理。

这是一项比上海实验区更为重要的工作，该办事处主任，戴笠再次选定了毛万里。毛万里在结束上海地区总督察职务后，曾一度担任浙江站站长，因而在浙江建立东南办事处，毛万里当属不二人选。当毛万里率部下数人飞金华，组建起办事处后，第三次长沙会战已经打响，并最终以日寇失败而结束。虽然日寇未能打通大陆的南北交通线，东南战区与重庆方面的联系未被切断，但东南办事处仍成为军统东南地区的领导机关，辖浙江、上海、福建、江西有关军统方面的人事与业务活动，工作重点在沪杭沦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