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楚庄王的一生，后人基本给予正面评价。清代朱元英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所以称霸天下，是因为有管仲和狐偃，凡事都听他们的就行了；楚庄王手下的文臣武将，能力都不如楚庄王，大事全由楚庄王自己决定，而且他的所为基本符合天道人伦，就算错也错不到哪里去。恢复陈国，饶恕郑国，体现了他的豁达大度；不做京观，体现了他的仁义；同意撤军三十里，与宋军和谈，体现了他的诚信。楚庄王的内政、外交、用人，都是其内心对外释放的表现，往往宁可厚道，也不刻薄；将自己摆在退让的位置，而不跟别人争夺。

朱元英还这样比较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美，在于他们善于表演；秦穆公和楚庄王虽然不善于装扮自己，胜在内心强大。单就功业而言，前两者也算是有圣人之功了；但如果说到道德建树，后两者则是君子所不能忘记的。

对于鲁宣公来说，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给楚庄王盖棺定论。他现在火烧眉毛要解决的事情，是如何压制住“三桓”越来越嚣张的气焰。

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三桓”的来龙去脉，在此不赘述。但是有必要介绍一下鲁宣公在位期间，鲁国各位权臣的世系：

公孙归父：公子遂之子，鲁庄公之孙，因公子遂久居曲阜东门，又称为东门氏。

仲孙蔑：文伯之子，公孙敖之孙，庆父之曾孙，也就是“三桓”中的孟氏。

叔孙侨如：叔孙得臣之子，叔牙之曾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叔孙氏。

季孙行父：季友之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季氏。

其中公孙归父虽然不在“三桓”之列，但是由于其父公子遂对于鲁宣公上台有大功，受到鲁宣公的特别宠爱，因此也权倾一时，和“三桓”构成了鲁国的四大家族。

早在三年前，即公元前594年，在季孙行父的推动下，鲁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改革，史称“初税亩”，即按田亩之多少来征收赋税。

按照周朝的井田制度，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而卿大夫阶层拥有的私田是不收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私田的数量越来越多，公田往往荒废不治。一些先进的国家已经逐步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主要依靠私田来维持国家的赋税。比如晋国，早在晋惠公时期就有了“作爰田”的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鲁国在这时实行初税亩改革，可以说是公室与“三桓”等卿大夫之间的一次相互妥协——公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卿大夫承认缴纳赋税的义务。从客观上讲，这次妥协增加了鲁国的财政实力，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也使得“三桓”在与鲁宣公叫板的时候腰板更硬，嗓门更粗，因此《左传》对初税亩的评价是：“非礼也！”

双方的矛盾一步步加深，终于图穷匕现。公元前591年秋天，也就是接到楚庄王的死讯之后不到一个月，鲁宣公派公孙归父访问晋国，对外宣称是向晋国借兵攻打齐国，实际上是找晋景公帮忙，希望借晋国的干涉来铲除“三桓”。

然而，就在公孙归父访问晋国的时候，鲁宣公却突然无疾而终了。按照《春秋》的记载，是“公薨于路寝”，也就是死在自己的**。

这段记载给后世留下诸多猜测。毕竟，鲁宣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死亡，想让人不产生怀疑都难。而“三桓”的表现简直就是直接指认自己是凶手。

鲁宣公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季孙行父便急急忙忙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全文为：“杀嫡立庶，使得鲁国失去大援的，就是襄仲！”

襄仲就是公孙归父的父亲公子遂。杀嫡立庶四个字，一方面是指责当年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大家，鲁宣公原本无权继承君位，只不过是因为公子遂的阴谋才得以上台。至于失去大援，则是指齐国对于公子恶和公子视的死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鲁国采取了表面友好、实则欺负的政策。

季孙行父将矛头指向公子遂，同时又否定了鲁宣公，最终的目的却是攻击人在晋国的公孙归父。对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大夫藏宣叔（藏文仲之孙）觉得很不磊落，他当面回应季孙行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不能追究责任，后人何罪之有？你不就是想除掉归父吗？那就光明正大地派我去办嘛！”

“三桓”才不会手软，命令将东门氏悉数驱逐出境。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鲁国地名）的时候，听到了鲁宣公的死讯和自己的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停下来，就在路边筑起一座土坛，用布帛围住，算是给鲁宣公设了一个灵堂；又将副手叫到跟前，请副手代替他回曲阜，到鲁宣公的棺材前复命。做完这些事，公孙归父解开衣服，**出左胸，用麻布系起头发，坐在土坛前放声大哭，然后站起来跺了三次脚，便驾着马车投奔齐国而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周礼的规定办理的。在危难时刻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当时的卿大夫和士阶层推崇的品质。《春秋》郑重其事地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算是对公孙归父的一种褒扬。

第二年春天，鲁宣公的儿子黑肱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