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再也没有希望了

宦官集团还把曹操当自己人，然而曹操本人可不这么想。数年后，当他被征召入朝任议郎时，第一炮打的就是宦官集团。

议郎是顾问性质的官，可发表议论，上书言事。曹操借职务之便，不顾忌讳和个人安危，公开为当年党锢之祸的受害者窦武等人鸣冤叫屈，说：“窦武等人正直为公，却被无故陷害。奸邪之人充满朝廷，善良之人的进身之路却被堵塞。”

结果，谏议书送上去后石沉大海，曹操等了很久也不见回音，这让他大失所望，不禁感叹：“这样下去，国家再也没有希望了。”

议郎没有什么具体的活要干，是个闲职，上书又没人理，这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窘境，直到黄巾大起义爆发，才得以改变。

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朝廷动员了全国最精良的部队，曹操被授以骑都尉，随皇甫嵩征讨颍川黄巾。这是曹操第一次有机会带兵打仗，当年他三十岁，虽然有的是热血和勇气，但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会逞匹夫之勇的莽撞少年了。

曹操不是头脑简单的武夫，他在青年时代就喜欢研究军事理论，曾仔细研读过能收集到的各种兵书战策，而此次上阵又赋予了他实践和继续学习的机会。他的上司皇甫嵩乃当朝名将，号称“兵动若神，谋不再计”，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曹操既有机会随其征战，也一定从皇甫嵩身上领悟到了很多用兵布阵和取胜于敌的窍门。

皇甫嵩起初作战不利，一度被颍川黄巾军击败并遭到包围，然而他很快就扭转局面，用火攻打乱了黄巾军的阵脚。发动火攻时，曹操正好率兵赶到，与皇甫嵩等合兵共战，从而大破颍川黄巾，斩首数万级。

此后，皇甫嵩又陆续扑灭了其余黄巾军，不过这跟曹操已没有关系了，他因功被提升为济南相，暂时告别了军队和战场。

济南国与郡平级，由中央任命的国相相当于郡的太守。当时吏治败坏乃普遍现象，济南国的情形尤显严重，济南国辖十余县，多数县令、县长（大县称县令，小县称县长）上附外戚宦官，下结地方豪强，平时贪赃枉法，巧取豪夺，无所不为。因为他们的后台太硬，历任济南相都不敢管，有的甚至曲与包容。

曹操跟以前做北部尉一样，甫一上任就重拳出击，通过上奏朝廷，一举罢免了十个县令、县长。这样一来，大小官吏无不震恐，一些犯法有恶行的人为了逃避制裁，只得逃入外郡躲藏。

济南国民间建祠的风气很盛，曹操上任时，境内祠庙竟达六百多处。古代建祠是件很严肃的事，必须按照国家典章建立，祭祀要依据礼制，但这些祠庙多数都不是，它们是滥设的，祭的也是奸邪鬼神，属于所谓“**祠”。

“**祠”不仅与法度不合，而且还成了地方官吏们敛财的工具，他们借祭祀活动大搞摊派，随着祭祀之风越刮越烈，百姓也越来越穷困。

“**祠”早已成为地方一害。可若加以处置，必然要触动地方官吏的奶酪，同时这种风气已历数百年之久，移风易俗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故而历任国相都听之任之。

曹操不管这一套，到任后雷厉风行，下令将“**祠”全部拆毁，并严禁官民再搞祭祀活动。谁都知道曹操言出必行，五色棒随时会挥下，之后便再没人敢提奸邪鬼神的事了。

继北部尉任期后，曹操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再次大增，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任命他为东郡太守的调令。

东郡与济南国属同一级别，重要性不分彼此，东郡太守与济南相也处于相同地位，说明这是同级调动，而非迁升。曹操早已不是当年的仕途新手，他从中嗅出了异样的味道，并很自然地推测出，是自己在济南的所作所为，让朝中的权贵已经按捺不住，只是因为碍于其家族背景，才只能用平调的方式将他弄走。

曾几何时，曹操的政治理想仅仅是像忘年交桥玄那样，当一个称职的郡守，但在浊世之中，这种理想恐怕很难有实现的机会了。在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权贵并引起对方反弹的情况下，他纵然不为自己的安全考虑，也得顾及父亲及其他家人是否会受到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