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你是愿意去人多的地方，还是愿意去清静的地方？正确的答案是，视情况而定！《市场营销研究杂志》（JournalofMarketingResearch）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给了广告人一些建议：通过推销辞令和媒体语境的配合提升影响力。(3)实验者为实验对象播放了一些电影片段，有些选自恐怖电影《闪灵》（TheShining），有些选自浪漫爱情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BeforeSunrise）。随后，每组实验对象都会看一两段艺术博物馆的广告。第一段广告中，广告语是“每年游客量超百万”。第二段的广告语是“走出人群”。

看过《闪灵》电影片段的人，听到第一段广告词的时候，会更倾向于游览博物馆，原因应该是恐惧心理使他们将人群看作安全港。而看过《爱在黎明破晓前》片段的人，反应恰恰相反，或许是因为浪漫的感觉使他们更喜欢私密的环境。

这或许不算是惊天动地的大发现。我们都知道人在不同的情绪下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所以，称浪漫的情绪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做这项研究的人认为以“情绪”为例做解释不够恰当。参与这项研究的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里克（DouglasKenrick）和弗拉德斯·格利斯科维西斯（VladasGriskevicius）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多重的“次级自我”——有时肯里克会将之称为“模块”——在这个案例中，你看的电影决定了哪一个“次级自我”或模块控制着你对广告的反应。浪漫爱情电影促使你的“求偶”模块掌握控制权，恐怖电影使你的“自我保护”模块掌握了控制权。

我能想象，佛陀应该会喜欢这样的语言。另外一种描述这种状况的方式——“我”在不同的“情绪”下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就好似在回避他一直质问的问题：如果你的喜好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那么不同时刻的你又怎么能算作同一个“你”呢？所谓的情绪变化，难道不正是在掩饰今天的你和明天的你并非同一个你这个事实吗？

关于这个问题，争论一天也不会有结果。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二十多年来，相当多的心理学家逐步接受了肯里克和格利斯科维西斯的观点——以及上一章中提到的库尔茨班和加扎尼加的观点——认为大脑的动态变化可以通过模块化模型很好地展现。这样看来，假设你制造一个机器人，它的大脑与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一样，如果请计算机科学家描述它的运转方式，他们会说，机器人的大脑由很多互相重叠的模块组成，模块中还有模块，某一时刻机器人所处的环境决定了由哪一个模块操控局势。计算机科学家无法指出机器人程序的某个部分，说：“这一部分就是机器人的自我。”

最接近“自我”的应该是决定何种环境下由何种模块负责的算法。这种算法不可能等同于我们所谓的人类的“意识自我”——作为首席执行官的自我——因为人类不会有意识地决定进入浪漫模式还是恐惧模式。其实，如果心理学家告诉受试者，他们对广告词的反应会因观看电影片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或者因看到女人照片而改变时间贴现率，受试者很可能会感到诧异。

所以，如果说并不是“意识自我”引导我们选出新模块掌控局势，那么是什么呢？好吧，模块的激活与感觉有密切的联系。《闪灵》使你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似乎起到了激活“自我保护”模块的作用，从而引发在人群中寻找庇护的倾向。《爱在黎明破晓前》激活了浪漫的感觉，这些感觉似乎调动起了“求偶”模块，从而使人有寻找私密空间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