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有些人通过冥想训练，可以对某些难以忍受的痛苦产生基本免疫。1963年7月，一位名为释广德（ThichQuangDuc）的僧人公开抗议南越政府对佛教徒的暴行。他在西贡（Saigon）(1)大街上放下一块垫子，盘坐莲花。另外一位僧人在他身上浇了汽油，释广德说：“闭眼坐化之前，我诚恳地请求吴廷琰（NgoDinhDiem）总统对国民心怀仁慈，推行宗教平等之策，以保国家永昌。”然后他点燃了火柴。记者大卫·哈珀斯塔姆（DavidHalberstam）见证了整个过程，他写道：“整个过程中，身陷烈焰的僧人纹丝不动，也没有一声呻吟，他的静定与四周人们的悲泣形成鲜明的对比。”(2)

这时你或许会争辩，释广德根本不是从幻觉中得到了解放，反而恰恰是经受了幻觉的折磨。毕竟，实际情况是他被烧死了。那么，既然他缺少剧烈疼痛的感觉，缺少我们在正常情况下与烧死相联系的感觉，因此没有触发必要的警觉，做出我们大多数人会做出的求生举动，那么可不可以说，他才是那个没有了解真相的人？

我们“正常的”感觉、思想和感知中有哪些是幻觉？我集中阐释的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很简单，也很实际：显然，如果焦躁、恐惧、自我厌烦、忧郁等令人不悦的情绪是某种意义上的幻觉，我们可以通过冥想驱散这些幻觉，或至少摆脱它们的控制，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另外一个原因乍看之下更加学术化，但是归根结底同样有实用价值。佛教对头脑的认识，以及对头脑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认识，真的那么疯狂吗？厘清我们的感觉何时在误导我们，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问题。在我们所感知的现实中，很多东西真的都是幻觉吗？

这个问题引导着我们深入探究佛教哲学，这在主流的冥想叙事中并不常见。这类叙事自然更多地关注短期收益，例如减压、提升自信等，但没有深入佛教冥想的起源和繁荣的哲思层面。当然，像这样把冥想当作一种纯粹的治疗工具，个人对现实的认知并不因此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完全无可厚非。因为这样做对你也是有好处的，也很可能对世界有好处。

尽管如此，以这种方式利用冥想，并不是选择了红色药丸。选择红色药丸意味着探究知觉者与感知世界二者关系之类的基本问题，探究我们对现实一般认知的基础。如果你正在认真考虑选择红色药丸，就不仅仅会好奇佛教世界观在治疗层面的“效果”，还会从哲学层面去探究。这种看上去对“真”“假”概念颠三倒四的佛学观点，从现代科学角度来看到底有没有道理？本书后文大部分篇幅都在探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纯粹的哲学层面很重要，对我们如何生活也有影响。这种影响尽管有着明显的现实好处，但总的来说，把它描述成“心灵”效应还是比称它为“治疗”效应更恰当些。

但还是要提个醒。严格来讲，“佛教世界观”是不存在的。佛教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兴起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分化。就像基督教有天主教和新教，伊斯兰教有逊尼派和什叶派一样，佛教也有明显的分支，各个分支在某些教义上也存在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