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一所医科大学就读后，我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在那里，我读到许多医科著作。书中讲到，人是一台机器，且受到机械法则的控制，一旦机器停下来，人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在医院里，我看到人们死去，深感惊恐的同时，我相信了书本上讲述的道理。我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了生存需要构想出宗教和上帝的观念，这些观念在过去——或许现在也是——表现成某种有利于种族生存的价值观，我们只能在历史层面予以解释，并不能视其为真实的存在。虽然我自视为不可知论者，但在内心深处，我认为理智的人必须拒绝上帝这种假设。

然而，如果根本不存在那个将我投进永恒之火的上帝，也根本不存在被永恒之火吞噬的灵魂，如果我仅仅是被生存竞争推动的机械力量的玩物，人们反复教导给我的善，意义到底在哪里？于是，我开始阅读伦理学。在潜心读完一部部令人生畏的巨著后，我得出结论：人生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求自身的快乐，并不为别的，那些舍己为人的行为也只是为满足人们的一种幻想——实现自己所寻求的、做一名慷慨者的快乐。既然未来是不确定的，及时行乐理当是一种常识。在我看来，是与非不过是两个词语，行为准则只是人们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而约定的一种习俗。追求自由的人并不一定要遵循那些准则，除非他认为它们对他并无妨碍。在那个流行格言的年代，我把自己的信念也编成了一句用以自勉的格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是别让警察盯上。”到24岁时，我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它有两条基础的原理：物的相对性和人的圆周率。后来我才意识到，物的相对性并不是什么新发现。人的圆周率倒可能是深刻的，但我现在绞尽脑汁，也想不起它的意思了。

有一次，我在阿那托尔·法朗士的《文学生涯》的某一卷里面，偶然间读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至今我还记得故事的大致内容：一个东方的年轻国王登基后，想要治理好他的王国，为了成为世上最英明的君王，便召来了国内所有的贤士，他命令贤士们去收集世上所有的智识慧言，编纂成册，供他阅读。贤士们奉命而去。三十年过后，贤士们牵着一队背载五千册书的骆驼队回来了。他们告诉国王，这五千册书中收录了天下所有的智识慧言。然而，忙于国事的国王并没有时间读那么多书，他命令贤士们回去加以精选。十五年过后，贤士们回来了，这次骆驼背上只有五百册书。他们禀告国王，读完这五百册书，就能尽知天下智慧。然而五百册还是太多，他们奉命再做精选。又过了十年，贤士们带着五十册书回来了。但国王已年迈不堪，疲惫到连五十册书也读不了了。于是他下令，让他们再做一次精选，做出一本囊括人类智慧精华的书，让他最终能够学到他最迫切需要的知识。贤士们奉命而去。又过了五年，归来的贤士们自己也成了老年人。那本包含着人类智慧精华的书被贤士们送到国王手里，然而，此时的国王已经奄奄一息，连一本书也来不及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