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最出名的评论家眼中，契诃夫在短篇小说家中的地位可谓无人能及。的确，其他人在契诃夫面前都得靠边站。赞赏他，说明你鉴赏力不错；不喜欢他，则相当于你承认自己是庸人加外行。他的短篇小说自然成了年轻作家们学习的摹本。这很好理解，契诃夫那样的短篇小说写起来显然要比莫泊桑那样的更简单些。

不说叙述技巧，只是虚构出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其实也是极困难的，冥思苦想没什么用，必须得有这方面的天赋。契诃夫虽然才智出众，却偏偏缺少这一天赋。

如果你想给别人讲他的短篇小说，会觉得讲不出什么来，因为它没有故事，平淡，甚至流于空洞。有人想不出故事，却照样写出了小说，这是很了不起的本领。只要想出两到三个人物，把他们相互的关系介绍一下，轻轻松松，小说就写好了。所以，只要你觉得这能称为小说艺术，还有比小说更方便的艺术吗？

不过话说回来，以一个作家的缺点来评价其创作，总显得不大高明。我坚信，如果契诃夫能想出故事，肯定也是能写出情节新奇动人的小说的。但这样一来，就不符合他的个性了。如同所有伟大的作家一样，他让自己的缺点变成了优点。歌德曾说过，艺术家唯有了解自己的短处，才能获得巨大成就。如果说短篇小说是一种以虚构人物形象为主的散文，那么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的确无人可及。有人认为，短篇小说最好以有限的篇幅表现一系列完整的行动。对此，契诃夫并不认同。他曾明确表示自己的想法：“一个男人正乘着潜水艇准备到北极居住，这时，他的情人歇斯底里地发出一声尖叫，然后纵身从钟楼上跳下，这种东西有什么写的必要？这显然是脱离现实的，生活中绝不可能出现这种事。而类似于彼得·塞米诺维奇如何与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结了婚这样平凡的事情，才是我们应该尽力去写的。”但是，断言作家不能以异常事件为写作素材也是毫无道理的。每天发生的事情不见得就是最重要的。描写日常发生的事情的好处在于，能让人们重温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从美学层面上看，这种乐趣最为低级。缺失戏剧性并不能当作短篇小说的优点。

莫泊桑偶尔也会写普通人，但他总会尽量把普通人的生活戏剧化。他还总是努力从那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中汲取戏剧性成分。如同其他方法一样，这个方法颇为有效，它让小说变得更有吸引力了。可能性并非检验小说的唯一标准，可能性本身也会持续改变。过去人们一度以为，分开很久的亲人可能会因“血缘”的亲近而认出彼此；只要女人换上男装就可能被当作男人。可能性其实只是同一时代的读者最愿意认可的一种标准。就算是契诃夫，他也只在需要时才遵循自己的原则。例如他最动人的短篇小说《主教》，虽然其中感情饱满地描写了主教濒临死亡的情景，却并没有说出致其死亡的可能原因。若是换作更注重可能性的作家来写，死因会成为小说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契诃夫在指导苏金写作时曾说道：“与小说无关的所有内容都必须毫不留情地抛弃。如果小说的第一章讲到墙上挂了一支枪，那么到了第二或者第三章，这支枪就必须发射子弹。”既然如此，当我们阅读《主教》，看到那个主教吃了一条腐烂的鱼，不出几天便死于伤寒时，腐烂的鱼似乎更应该成为他的死因，而非伤寒，但是小说中的描写显然并不是食物中毒的症状。可见，契诃夫自己也不是完全遵守这一原则的。他打算让温和善良的主教死去，便用了一种适当的方式让他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