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有那么一刻感觉是你做了决定。那么，我们说有一个理性的“你”裁决了这个案子，这样的描述有什么问题吗？我曾经就此问过罗伯特·库尔茨班。库尔茨班是认为自我可能不存在的心理学家之一，我相当肯定他可以解释，在巧克力这个决定中并没有一个理性的“你”充当法官。

我问他，“我权衡了利弊，决定不吃巧克力”这样的说法有什么问题吗？他回答说，严格来讲，你更应该这样说：“你的大脑中有些系统天生要刺激你进食高卡路里的食物，这些系统有其动机、信念和代表；你的大脑中还有另外一些系统，有保持长久健康的动机，这些系统对巧克力也有一些自己的信念。”最后，第二类系统的模块——关注长久健康的模块，“抑制了短期欲望模块的激励行为”。换言之，两类模块并没有更“理性”之说，只不过二者有不同的目标，在特定的那一天里，一种模块比另一种模块更强而已。

你或许会问，“更强”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休谟是对的，如果我们偏离主题讲述的那个购物实验是对的，那么就可以归结为感觉的竞争。当你伸手去取巧克力棒时，长期模块可能会产生一种负罪感；当你经受住巧克力的**之后，可能会有一种自豪感。另外，参与到竞争中的是短期模块产生的对巧克力的欲望。但是短期模块也会有一些巧妙的策略。是不是短期模块唤醒了过去的记忆，使你想起一篇关于抗氧化剂长期益处的文章？它觉得长期模块或许会认为这篇文章有些意思？

所有这些都凸显了一个谜团：为什么我们的“意识心”要花时间见证辩论的过程，参与到“深思熟虑”中？如果这只不过是审判表演赛——如果一切都归结为模块之间的权力竞争，集聚了一切可以支撑各自论点的逻辑证据——那么在潜意识里进行不就可以了吗，这样不就可以像思考大脑和身体的问题时那样，避免“意识心”有任何建设性的动作了吗？嗯，还记得我们说意识——大脑中负责与外界沟通的部分——就好似外交官吧。“我猜，”库尔茨班说，“你的意识观察辩论过程和获胜理由的原因在于‘如果有人质疑你，问你为什么要做x、y或z时’，你就能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

所以，当你拿着一条100克的巧克力棒走出商店，塞进嘴里时，有个过路人疑惑地看着你，你就可以说：“吃了这个，下午我就能精力充沛地工作了。”相比之下，路人对你的评价，肯定会比你说“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怎么了？”高很多。

有时你面临的社会风险不仅仅是路过的陌生人对你的看法。如果熟人都发现你背叛了配偶，而你只是说“我只不过是受自然选择设计的性冲动驱使，为了尽可能传播自己的基因”，那么人们就会四处传播说你是那种对配偶不忠的人。当然，你根本不是那种人！所以你应该说类似这样的话：“但是你们要理解我：我的爱人情感冷漠，满足不了我对陪伴和亲密感的深层需求。”这样人们就会说这也不能全怪你。所以在你打算开始一段露水情缘之前，最好先把这样的话传出去，观察一下大家的反应。然后就可以动手了。

这也不是说，我们能够意识到理性推理过程的唯一原因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向容易盲从的公众兜售对自身行为的解释。有时，我们在权衡一个重大决定时，会和朋友或家人商议该怎么做；如果我们事先已经意识到支持或反对这个决定的一些观点，商议的过程就会更容易有成果。当然，这里也可能存在公共关系议题的问题。“商议”或许是一种方式，可以预先确认做某件事不会惹恼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人，或者可以得到这些人的承诺，以防我们的决定惹恼其他人，他们会支持我们。但有时——特别是对方把我们的利益放在心上时——“商议”就是真商议：寻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