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出现在这份名单里，有的有姓无名，有的有名无姓，有的仅有军职，有的是姓氏加上军职，还有一些仅仅是绰号，更多的，甚至连绰号都没有留下。

这就是东北抗联！一个不仅将生命、更连姓名都牺牲了的队伍。

曾经有幸存者回忆，一个刚上高中的学生，到队伍没有两天就遇到了一场战斗，在战场上负伤后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个学生，连绰号都没有人知道，更别说他的姓名，是哪里人。

这些英雄，他们的生命甚至姓名都已湮没在历史的深处。文献记载，杨靖宇统率第一军两次西征热河，第一次出发时是400多人，可是回来时剩下30多人，第二次出发时也是400多人，回来时只剩下70多人。赵尚志率三军第二次西征，主力部队从汤原出发时有500余人，在庆城、铁力“留下”200余人，在海伦又“留下”一部分人。队伍还剩下的150余人，从逊河开始东返时却只有70余人了。

这就是英雄，这就是牺牲。

一篇回忆录中记载，1936年初，东北抗联五军的胡仁从木兰返回延安途中下落不明，从此音信皆无。也是这一年，满洲省委秘书长李世超奉命做游击队工作，可是他从哈尔滨出发后就杳无音讯。东北抗联三军的张敬山奉命执行任务，快要到达目的地时，碰到了大扫**，不幸牺牲。

带有赵尚志印章的《1933年冬至1937年秋三军阵亡将士统计表》中这样记载：“共计430人，其中中高级干部40人，下级干部130人。”

在这里，历史用它的彪悍抹掉了生命的柔软。而今，让我们用心灵的柔润剥开历史的粗粝。

当时的东北，天寒地冻，人迹罕至。日本关东军对东北实行残酷的“讨伐”和“肃正”，导致党的游击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抗日斗争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岁月。据当年抗联老同志回忆，抗联部队因冻、饿、病而死的人数不亚于战斗减员。有的抗联部队的所有战斗物资只能依靠战斗缴获，拿生命和鲜血换取，其处境之艰难、生活之艰苦、战斗之残酷，难以用语言描述。东北抗联第二军总指挥周保中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白雪铺满大地，山中雪积及尺……抗日救国战士，犹着单衣单鞋，日夜出没于寇贼倭奴之封锁线，其困苦颇甚。”如果没有强大的信仰，信念信心作支撑，任何人恐怕都难以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因为消息闭塞，东北抗联始终无法建立稳固的游击根据地，部队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流动状态，非战斗减员的比例很高。《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丛书》中的一页记载了四次战斗。不长的文章除了记述主要的战斗过程，就是结论性地记录“牺牲”，两次是“主要领导牺牲”，一次“均壮烈牺牲”，一次“全部壮烈牺牲”。

短短的几个字意味着，牺牲者的一切，已经无人知晓，且无从知晓了。

甚至，很多牺牲的将士连尸骨都未曾留下。1941年出版的《北满游击运动史略》中，一位幸存者回忆：“只要条件允许，烈士的遗体是一定要处理好的，下葬时若是夏天或秋天就土葬，要深埋，不然会被野兽扒出来。下头两场雪的冬天也可以土葬，只是难度稍微大些，因为地冻得太实。春天冬天，那只有火葬，把木头堆得半人来高，把烈士遗体放上去，再横着压几根大木材，不然烧一会儿遗体就会立起来，心里更难受。时间来不及，或者有敌情，不能点火就用树枝子或者雪掩盖一下。”

这就是我们英勇的东北抗联将士！

他们的生，是那样的热烈、那样的奔放；他们的死，又是那样的悲壮、那样的决绝。这些抗联将士牺牲时，正值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可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将鲜血和生命抛洒在东北的白山黑水。据统计，抗联11个军鼎盛时期不过3万余人。这3万多抗联将士中，只有不足700人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其余全部血洒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