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佛老

宋代的佛教思想很盛行，苏轼的母亲程氏就信佛，苏轼本人对佛家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接受。当时的士人、诗人多有僧人朋友，所谓“宰宦多结空门友”（杨亿语），苏轼的朋友中比如佛印、惠崇、参寥子等都是出家人，他们在苏轼的人格构建上也起了一定影响。

在黄州半监禁的时候，苏轼开始深入地钻研佛学，作为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以后的作品也就比较多地染上了佛家思想的色彩。

苏轼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自白：到黄州后“归诚佛僧”，“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当然他这并不是真的“痛改前非”，“归诚佛僧”，事实上，苏轼一生都没有陷入宗教迷狂，一直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宗教。他焚香安国寺，主要是将“佛为我用”，是为了达到“期于静”，“物我相忘”，“解烦释懑”和修炼自身道德品性的目的。

道，有两重含义，一为道家思想，一为道教，二者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是颇为复杂的问题，简单说，道教是宗教，追求长生、成仙；道家是哲学思想。苏轼八岁入小学时即以道士张易简为师；自幼喜读《老子》《庄子》，曾云：“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有人统计过，苏轼的文集中引用《庄子》的地方有1000多处。苏轼从道家这种讲全生避害的哲学中汲取了养料，但并不消极逃避，同对待佛家思想一样，只是为我所用，而不拘牵。

在贬谪黄州期间，佛老思想成为苏轼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佛老思想是中国的士大夫们应对贬谪的哲学武器，大凡士大夫遭贬，都用以排遣。佛老思想以清静无为、超然物外为旨归，但在苏轼身上起了复杂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毁誉、得失看作毫无差别的东西；另一方面佛老思想又帮助他把问题观察得更通达了，在一种旷达的态度背后，他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与追求。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

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这一年，他64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据说，最后陪伴苏轼的，除了他的家人之外，还有他的好朋友维琳方丈。大和尚建议他在不多的日子里，多念念佛经。苏轼笑了，这些年，他见过了太多的大德高僧，但是，他们最后都不免一死的结局。鸠摩罗什也不免一死，对吗？公元4世纪，鸠摩罗什从印度来到中国，将三百本佛经译为中文，然而，他也不免一死。

——想想来世吧！（“端明宜勿忘西方”）维琳方丈建议苏轼说。

——西天也许存在，不过到了那里又能怎么样呢？苏轼说。

——这个时候，你不妨试试看。维琳方丈建议。

——试，就不对了。

这是苏轼留给维琳方丈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在他看来，西方的极乐世界跟自己的现状不是脱节的。两周前，他写信给维琳方丈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足道者。”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现在，我们重读苏轼的这句词，是否心中有别样的感伤、忧思？苏轼的这首词写于公元1082年，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的春季。三年前，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三月七日，苏轼与友人出游，在沙湖道上，风雨忽至。拿着雨具的仆人先离开了，同行的友人都因进退困难深感狼狈，只有苏轼毫不在乎，泰然处之，吟咏自若，缓步而行。过了一会儿天晴了，于是写下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