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宋一朝是中国文明的一座高峰，那么毫无疑问，苏东坡是中国文明高峰中的高峰。

1061年，24岁的苏东坡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他写出了《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文豪，其次在于苏东坡的文风。他具有非凡的天分，敢于破除一切语言和体制的障碍，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又体现为其诗词文的豪放。

关于苏词的总体风格，在苏东坡生前，论说甚多，见仁见智，有“清丽舒徐”（张炎《词源·杂论》）、“韶秀”（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清雄”（王鹏运《半塘遗稿》）等多种说法。

绍兴辛未（1151年），也就是苏东坡辞世的半个世纪左右，“豪放”一词始流行。最有影响的当属豪放说，始见于曾慥跋《东坡词拾遗》：“豪放风流，不可及也。”

明代张在《诗馀图谱》中坚定地论述：“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清代郭麟有言：“（词）至东坡，以横绝一世之才，凌厉一代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灵芬馆词话》卷一）蒋兆兰也说：“自东坡以浩瀚之气引之，遂开豪放一派。”（《词说》）

苏词之豪放精神首先体现在追求一种奔放不羁、纵情放笔、适性作词的创作境界，恰如他在《晁错论》所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在词的创作中，苏东坡一任性情，或者说“气”的抒发，因此其词体现出的风格形式难免与传统观念——诗庄词媚——相左。苏词的豪放并不在于内容有多少豪壮的成分，而在于能超越固有观念，从而直抒胸臆，自诉怀抱，能“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水调歌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定风波》

苏词豪放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是吐纳百川、冲决一切、淋漓直泻的气势。这一点，陆游在《御选历代诗余》中的注解最为形象：“试取东坡诸乐府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苏词的豪放精神不同于后来的某些豪放派词人，像陈亮、刘过等人，他们作品中的豪放气息过于粗豪浅易，且缺乏内敛少余韵。而我们读苏词除感受到“天风海雨”般气势外，还能深刻地体会到苏东坡至真至浓、至深至广的人情味道，或曰“情味”——苏词的豪放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情味，那其艺术感染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他写给妻子的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一片深情缱绻。

他写送别词《临江仙·送钱穆父》。这首词是在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春苏东坡知杭州（今属浙江）时为送别自越州（今浙江绍兴北）徙知瀛洲（治今河北河间）途经杭州的老友钱勰（穆父）而作。当时苏东坡也将要离开杭州。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这首词一改以往送别诗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苏东坡批评吴道子的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首道别词里，苏东坡宛如立在纸面之上，议论风生，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这种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恰恰是苏东坡的豪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