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东一西的紧急情况，李贽和刘星东的看法并不相同。《续焚书》收录了这篇《西征奏议后语》：

刘子明（东星字）宦楚时，时过余。一日见邸报，东西二边并来报警，余谓子明：“二俱报警，孰为稍急？”子明曰：“东事似急。”盖习闻向者倭奴海上横行之毒也。余谓：“东事尚缓，西征急耳。朝廷设一公任西事，当若何？”子明徐徐言曰：“招而抚之是已。”余时嘿然。子明曰：“于子若何？”余即曰：“剿除之。无俾遗种也。”子明时亦嘿然，遂散去。然而，这一次，李贽或许错了。

“西事”，也就是宁夏兵变，从二月己酉（十八日）开始，到九月壬申（十六日）才平定。“东事”，则越演越烈。

16世纪中期，日本除时常寇掠明朝沿海外，还不断地侵扰朝鲜。朝鲜迫不得已，乃派兵将其根据地对马岛肃清。嗣后日本又要求与朝鲜通商，但受到了严格限制。丰臣秀吉在平定各部诸侯，统一日本后，便开始积极整顿内政。丰臣秀吉是一个毫不掩饰野心的人，在给小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有生之年，誓将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几千年来，朝鲜是中国东边的屏障，丰臣秀吉侵略中国必须先摧毁朝鲜，万历二十年一月，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出征朝鲜。五月，日军十数万大军挥师越过对马岛，进犯朝鲜，攻陷王京，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朝鲜国王弃城北奔鸭绿江边义州，遣使向明廷求救。七月，神宗派副总兵祖承训率师援朝。

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抗日援朝战争，历经七年时间，最后以中朝联军的胜利而告终。

历史何其相似乃尔？三百余年后，这一幕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演。

宁夏兵变事态日渐严重，朝廷天天在征兵选将，李贽也为此焦虑不已。浙江道监察御史梅国桢上疏，推荐李如松为总兵官，表示自己愿以御史监军。四月十七日，梅国桢获准以监军前往宁夏平叛。李贽听到这个消息，“喜见眉睫”，走告刘东星，对平叛充满信心。

李贽对“西事”格外关注，又愤而写下《二十分识》和《因记往事》两篇文章，表达对“国事”和“人才”的迫切关心。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便成十分矣。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论。然则识也、才也、胆也，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至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故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即识，仁即才，勇即胆。蜀之谯周，以识胜者也。姜伯约以胆胜，而无识，故事不成而身死；费祎以才胜而识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此可以观英杰作用之大略矣。三者俱全，学道则有三教大圣人在，经世则有吕尚、管夷吾、张子房在。空山岑寂，长夜无声，偶论及此，亦一快也。怀林在旁，起而问曰：“和尚于此三者何缺？”余谓我有五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识，故处世仅仅得免于祸。若在参禅学道之辈，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不敢比于释迦老子明矣。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乐！虽无可语者，而林能以是为问，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在《因记往事》中，李贽更加愤慨地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