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偶然，可也是必然吧？安特生一次偶然的漫步，成就了一场我们和祖先暌隔数千年的会晤，多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桩趣事！当年的挖掘现场，已经成为今天的仰韶遗址。仰韶村南部的缓坡台地上，被各种符号和数据整齐标记的遗址，更像是一个巨大舞台的巨大后台，纷纭复杂中，一场大戏刚刚结束，另一场大戏正要拉开帷幕。仰韶村北依韶山，东、西、南三面环水，所谓仰韶，当地人说，就是“仰望韶山”。仰韶村遗址由北而南，地势由高向低，呈缓坡状。半岛形状的遗址地面，已经被当地农民因势造型地整修成梯田。在梯田的地堰断面，留下了很多**在外的文化层断面。长约900米，宽约300米，面积仅仅30万平方米的遗址区，文化层堆积竟然厚达5米。

由于被发源于韶山的两条自然冲沟不断下切，遗址两边形成了东西两条深沟。这两条沟在遗址南部相交，汇成小寨沟向下直达南部的涧河，使遗址呈半岛状。两条沟从两侧到沟底，形成了乔、灌、草结合的自然立体形生态植被地貌。亲切的场景让人顿生好奇，7000年到5000年前的祖先们，怎样用满是老茧的双手，建设了一个繁衍生息温暖如斯的家园？历尽沧桑的石块，从雪野里挺立起高昂的头，见证着我们的祖先对于韶山的仰望，诉说着今日的我们对祖先的仰望。阳光，从地平线上炸开一丝缝隙，将耀眼的光明送到雪后人间。对天堂的渴盼是从神道开始的，石阙、石碑、石柱、石人、石虎、石马、石牛、石羊、石椁、石棺、石阙、石祠……笨重的石雕，紧贴大地的皇皇匠心；对人间的诉说是从彩陶出发的，陶罐、陶瓶、陶碗、陶盘、陶盒、陶瓮、陶灯、陶枕、陶篮、陶俑、陶马、陶豆、陶鼎、陶鬲……笨拙的花纹，展示着中华民族先祖在平凡生活中的浪漫热烈与汪洋恣肆。

在20世纪初，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这也是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时感慨万千的原因。他以欧洲著名的丹麦遗址为例，“长为100至300公尺，其广50至150公尺，厚1至3公尺”，而仰韶南北为960公尺，东西480公尺，灰土层厚1至5公尺不等。“则可知在石器古人时代其地当为一大村落无疑矣。”1923年安特生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正式发表，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这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不攻自破，而且让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安特生先后在中国的甘肃、青海、陕西等地，系统发掘了约50个文化遗迹，并获得了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

此后，中国考古学家对仰韶村遗址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遗址出土的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蚌器，为中国社会发展史、世界考古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二

仰韶村遗址——

这是将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基础和源头追寻到文献与传说边界之外的实证。

在仰韶村，安特生和他的团队挖掘了大量精美的彩陶。但是，在一百年前考古发掘几乎为零的中国，安特生找不到进行对比研究的其他参照物，他由此得出结论，这些彩陶不可能原发于中国本土，而是受西方的安诺文化的彩陶影响而产生的。安特生依据仰韶彩陶与西亚、东欧彩陶的某些相似性，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余意以为仰韶纪土层属于石器及金属器时代之过渡期，与地中海左右之所谓石铜时代者相吻合。”（《中国远古之文化》）

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影响了世界考古学界，让中国考古学家很受打击。他们努力开展更多考古工作，寻找仰韶文化的来源与去向。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一处仰韶文化遗址。1931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它的下层是以红陶和少量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遗存。这个三叠层证明了文化的连续性，华夏文明终于从仰韶文化中得以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