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这个时候，曾经写《焚书辨》声讨李贽的蔡毅中在辛丑科的会试中了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蔡毅中心中恨恨，他的老师耿定向对李贽太多隐忍，现在，他终于有机会了，他要效法孔子诛少正卯，要置李贽于死地而后快。

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开始在京师流传，其中之一就是李贽公然著书诋毁内阁首辅沈一贯。沈一贯闻知此事，大光其火，却苦于找不到李贽的把柄。他思虑再三，决定以“辨异端以正文体”为名，发动一场清除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异端的政治运动，先从李贽下手，再逮捕高僧达观，进而驱逐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

如果你认为，迫害李贽的都是宵小之徒，那你就错了。

在这个向李贽投出匕首和刀剑的队伍中，不仅有观风派，有保守派，有激进派，而且有担当社会进步之责的贤达先驱、治世能臣。

张问达，东林党中享有盛名的君子之一。《明史》记载，张问达与东林领袖顾宪成乃同乡。万历十一年（1583年）中进士，历官知县、刑科给事中、工科左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吏部尚书等职。当万历皇帝派矿监税史对商民进行掠夺时，张问达上疏“陈矿税之害”，为民请命。万历三十年（1602年）十月，他又乘天上出现星变之机，再次上疏请“尽罢矿税”。巡抚湖广时，正值万历皇帝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要湖广出资420万两皇木银两费，张问达又“多方拮据，民免重困”。

闰二月乙卯（廿二日）这天，张问达呈送的这份奏疏便摆在了神宗的案头：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剌谬不经，不可不毁。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带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

康丕杨，以贤能著称，先后任宝坻县（今宝坻区）知县、密云县（今密云区）知县、陕西道监察御史监管河东盐政、辽阳巡按兼学政，后署理两淮盐课。他中进士后，先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任宝坻县知县，后调密云县知县。他在宝坻、密云六年间，清理垦田，裁撤县内不必要的建设项目；清丈土地安置回乡灾民，平反冤假错案，重修白檀书院。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康丕杨在赴京等待重新安排职务期间，根据密云的战略地位与地形，写出《千秋镜源》六十卷，为山海关一带的治乱和战备，提出诸多颇有建树的见解。

三月乙丑（初三日），陕西道监察御史康丕杨向神宗递上了参劾李贽及僧人达观的奏疏：

僧达观狡黠善辩，工于笼术，动作大气魄以动士大夫。……数年以来遍历吴、越，究其主念，总在京师。……深山尽可习静，安用都门？而必恋恋长安，与缙绅日为伍者何耶？昨逮问李贽，往在留都，曾与此奴弄时倡议。而今一经被逮，一在漏网，恐无以服贽之心者，病望置于法，追赃遣解，严谕厂卫五城查明党众，尽行驱逐。

如此密集的箭矢让李贽无处躲藏。神宗见张问达、康丕杨等人奏疏，批复道：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

李贽旋即被捕入狱。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可是他还是没有料到，他将在狱中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记录了李贽被捕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