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之前的30年，是同治六年（1867年）。这一年9月2日至9月7日，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召开。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这一巨著的问世，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诞生，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最为全面的科学论证。

如果从同治朝13年的历史背景去看，各种各样的异数开始露头、萌芽甚至欣欣向荣：同治四年(1865年)5月18日，山东菏泽捻军在高楼寨之战中，歼灭清朝精锐7000兵，第2天，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阵亡，京师震惊。同治五年(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同治七年(1868年)1月3日，日本明治维新开始；10月23日，日本天皇改元明治。同治十二年(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同治十三年(1874年)10月25日，黄兴出生。这些人作为大清帝国的埋葬者，在同治朝不经意间埋下伏笔，似乎昭示帝国之路不远矣。

一些聪慧的人也看出帝国之路不远矣。同治六年（1867年）农历六月二十，也就是公元1867年7月21日，一个叫赵烈文的幕僚对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说了这样一番话：“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赵烈文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走向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并且国风未坏，所以才没有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今后的大祸是朝廷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赵烈文判断，这种灾祸大概不出50年的时间就会发生。果然，在他预言后的第44年，也就是公元1911年，清王朝谢幕人间了，帝国也在此时进入“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不过身处同治朝，随后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只是当时已惘然”。他在同治七年（1868年）下半年的一天奉旨进京，几天时间4次面见慈禧太后，虽然一方面哀叹大清的未来“甚可忧耳”，另一方面则开始了中兴帝国的努力。而此时的同治帝依然还是个孩子，在母亲慈禧太后的阴影下一边过着他并不快乐的童年，一边好奇地观察帝国涛飞云走、气象万千，浑不知大危险已经近在咫尺……

一

在王朝兴衰的周期律中，总有一些拐点时刻提醒世人下一个轮回即将来临。关于这一点，费正清如是说：“各朝各代大凡在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困难。这时就会呈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更，有时暂时起些作用。百官贪污堕落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力降落，而党争亦越发剧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且日益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食粮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馑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疆防守亦开始瓦解。各地军政大员纷纭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事实上同治王朝已然走到新一轮朝代循环的节点。天子的权力被悬置了，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然还有前所未有的外患。所有这一切的联合作用完全可以将两个女人同治的帝国予以摧毁——在这个过程中，同治帝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他还是个孩子，一个无所作为的帝国灾难旁观者和受害者，仅此而已。

但帝国却意外地没有沉沦，相反，它走向了中兴。因为出现了以下这些名字：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彭玉麟，张之洞，他们在这个王朝不约而同地涌现并且集体发力，终于挽狂澜于既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