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是不能说。因为皇帝正恼羞成怒。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大婚了，这火烧得不是时候。在私心里，翁同龢或许是希望光绪将婚期往后拖一拖的，因为光绪大婚没有五六百万两银子下不来。表面上看，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帝国每年平均岁入8300余万两，岁出7700余万两，盈余约600万两，皇帝结个婚应该绰绰有余。但翁同龢知道，这600万两银子是纸面上的财富，当不得真的。因为用钱的地方太多，这其中海防额款、颐和园工程是两个大头。先说海防额款。帝国海军始创于光绪元年，始创之时，朝廷每年酌提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等关洋税，及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广东等省厘金，合计400万两，作为海防专款，分拨南北洋。这样算下来，北洋海防经费之款当有200万两。可李鸿章却老是抱怨不够，甚至公开说：“户部所拨海防额款，本为搪塞之计……统计每年实解不过数十万。”李鸿章说的这个情况翁同龢也有难言之隐。首先，他接手户部时间不长，光绪十年（1884年）前北洋海防经费的拨解虽由户部主持却与他无关；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北洋海防经费的拨解改为新成立的海军衙门主持，李鸿章叫苦，叫不到他头上。但公允而论，翁同龢却相信李鸿章所抱怨的大约不假。因为战争未起之时，帝国财政唯一可以删减的地方就是海防额款了。

光绪皇帝即位以后异事纷呈。自甲申战后，帝国流言四起，曰变曰破立者不绝于耳。光绪虽然刚刚成年，不谙世故，也屡屡在翁同龢耳边表达破旧立新之意。翁同龢的意思是：“治大国如烹小鲜。何为重何为轻？火候为重，力道为轻。”他劝皇帝要韬光养晦，静待时日。

的确，世上事多有忌讳，明明是好事一桩，若是犯了忌讳，也会变成坏事的。虽然慈禧太后给光绪帝颁发了亲政懿旨，说：“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翁同龢却看出题外之意——光绪亲政那是万万急不得的。自同治朝以来，太后垂帘听政却稳操权柄，仿佛一个吸了多年鸦片之人，权力之瘾说戒就能戒？翁同龢自是不信。而当下最紧要关头，则是防止急躁冒进之徒以献策为名上治国策，以收名利双收之效，但说到底却是误国之最大祸患。那些日子，翁同龢惊闻东北皇家祖陵山崩千余丈，便担心会被有心人加以利用，以作为“极言时危，请速变法”的凭证。果不其然，南海布衣康有为就洋洋洒洒上写万言书，试图有所作为。

在翁同龢看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到京之后，试图交结的多为朝中重臣：工部尚书潘祖荫、吏部尚书徐桐、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以及国子监祭酒盛昱，等等。一个不第举人，如此热衷联络官场中人，这不免引起他的注意。起初，翁同龢以为布衣康有为定会四处碰壁的，却不料其他人等除徐桐之外，都与康有为见了面。有些做深入之谈，有些更引为知己。麻烦的一点还在于，多事的盛昱竟然将康有为的惹祸文章转到他翁同龢手上，试图让皇上革旧维新，励精图治。翁同龢一方面在心里批评康有为多事，盛昱不懂政治，一方面也为每况愈下的时局忧心忡忡。毕竟都是局中人，避而不谈时局并非就可以避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