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要是细心考究的话，康熙6次南巡还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在里头。康熙首次南巡时没有带皇子随行，从第2次开始，他就有意带皇子们出来走走看看，一方面丰富他们的人生阅历，另一方面也有从中考察他们素质、能力与人品的意思。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康熙第2次南巡。他只带了皇长子胤禔随行，皇太子胤礽和诸皇子只能在康熙结束南巡后跑到天津码头去接驾；第三次南巡时康熙带的皇子比较多，除了皇长子胤禔外，还有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八子胤禩、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祯。皇太子胤礽仍旧没有随行。直到康熙第四次南巡时，皇太子胤礽才有机会跟着父亲出去走一走。但他的运气似乎格外不好，刚走到德州就生了一场大病，趴半道上了，搞得康熙兴致大减，只得临时决定先回京再说。这样的遭遇体现在立储问题上，康熙也是矛盾重重。皇太子立了再废、废了再立，立了又废，二立二废中，皇权政治在一路行走里隐晦曲折地表达出来，其中深意大可玩味。

皇权政治是一方面，官场政治则是另一方面。在康熙历次南巡过程中，大清官场的政治生态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负责接待的地方官员与康熙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猫与老鼠的游戏，双方的互动或者说博弈于无声处听惊雷，很微妙，有时也很暴力。江宁巡抚宋荦因为3次接驾有功，康熙称赞他“尔做官好”；曹寅因4次接驾有功，又个人捐银5万两修建康熙行宫，受封为通政使衔。与此相反，江宁知府陈鹏年因为对接待工作出工不出力，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被夺官，最后进了武英殿当一个修书的小编辑，了此残生。

但是康熙的驭臣之道并非赏罚分明这么简单。有时候官员们工作做过头了，也会挨批。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南巡到江宁，见玄武湖中摆放了很多豪华彩船欢迎他，很有浪费民力的嫌疑，康熙就语重心长地批评两江总督傅拉塔，要他爱惜民力，不要一味逢迎。傅拉塔当然是比窦娥还冤：凭什么曹寅捐银五万两可以青云直上，而他却费力不讨好？！只是这样的“冤情”他没处说去。作为康熙的领导艺术，要的就是手下官员们永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谓圣心不可测也。

康熙除了南巡，另外还有北狩。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北狩比南巡更能体现其生命的怒放和意识觉醒。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在塞外设立木兰围场。这个围场面积不是一般的大，那是相当的大。南北达200余里，东西长300余里，是比一座大山还来得庞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此后，康熙差不多每年五月就要离京去木兰围场打猎。毫无疑问，这是他的生命狂欢与硕果累积，因为每年都有所得。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件非常令他骄傲的事情：“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十四、狼九十八、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得此一日之数也。”（见《清会典事例》）一天之内射兔318只，这绝对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虽然康熙围猎，帮手多多，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但有如此成果，还是能说明这个帝王张扬的生命观和“我能我可以”的自信心态。

张扬和自信的其实不仅仅是康熙一人，而是整个王朝。为了弘扬八旗军的亮剑精神，康熙要求兵部下达文件，每年派兵12000名前往木兰围场轮训，重新体验生命的**与丛林法则。最主要的，这种轮训不仅在官兵之间进行，康熙还将范围扩大到文职高官。《清实录》里记载说，“部院衙门官员，不谙骑射者多”“行猎亦著一并派出，令其娴习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