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公元1898年。帝国的权力格局究竟呈现了怎样的变化呢？

6月，翁同龢突然发现自己肩上的担子加大了，起因是6月11日，光绪皇帝下了《定国是诏》：“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是倡言变法的意思，翁同龢作为戊戌变法的总协调人，“事皆同龢主之”。

世上事因果轮回。此前几天，操劳“洋务”近40年的恭亲王奕訢与世长辞了。他的辞世无意间打破了帝后党争的胶着状态，从而让光绪皇帝有了些许操作的空间——皇帝似乎可以有所作为了。但是仅仅4天之后，翁同龢突然去职——慈禧太后假光绪之手，革去了翁的“协办大学士”职，“开缺回籍”，太后给出的罪名是翁同龢“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形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这是戊戌变法的开始阶段。慈禧太后不动声色地给光绪去势，令他只能带着一群总理衙门的小“章京”去有所作为。或者说翁同龢的去职是一个信号，进一步混沌了帝国的权力格局，模糊了维新变法可能的方向。

事实上在1898年帝国权力博弈谱系上，忠于太后的力量和忠于皇帝的力量是不对等的。光绪皇帝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几位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刚毅、钱应溥、廖寿恒、王文韶除了廖寿恒暗中支持改革外，其他的都站在了光绪皇帝的对立面。大学士徐桐扬言：“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大学士刚毅在慈禧面前伏地痛哭，称：“痛心疾首于新政，必尽罢之而后快。”荣禄则在方法论上为慈禧提供支持：“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

当然这样的不对等仅仅是一个表象，毕竟变法是大势所趋，是帝国自救的唯一正途。几年之后，当被软禁的光绪皇帝惊愕地发现慈禧太后步他后尘再言新政时，他或许应该明白，自己输了1898年的这场较量——两个最高权力中枢的人主宰帝国命运的较量。

较量是针锋相对的，就像康有为和荣禄的问答。康有为变法期间在等候皇帝召见时曾经路遇荣禄。两人有过一段锋芒毕露的对话。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康有为如此这般的回答应该说透着他的不妥协和以死明志的消息。

也许，最初的较量还是有悬念的。慈禧太后长袖善舞，精于权谋。懂得先发制人，也懂得后发制人，但光绪的新政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潮流。他年轻，有**，等得起，换句话说时间在他这边。只要光绪谦虚谨慎、不急不躁，他或许可以笑到最后。

只是很遗憾——年轻最后输给了年老，**输给了计谋。在1898年帝国权力博弈谱系上，我们看到慈禧太后出招了，她不疾不徐，却处处留有后手或者说伏笔。6月15日，慈禧在让翁同龢去职的同时，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下谕着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不久，荣禄的官职由署理而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另统率甘军（董福祥）、武毅军（聂士诚）、新建陆军（袁世凯）三军。10天后，慈禧太后又命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毫无疑问，慈禧太后发出的一系列信号只指向一个图谋——将政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