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1723年）农历八月十七日。乾清宫西暖阁。雍正发表谈话。谈话对象是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及九卿。雍正说道：“朕自即位以来，念圣祖付托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当日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瘁，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此事虽不可举行，然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又别书密旨一道，藏诸内府，为异日勘对之资。”

雍正的谈话事实上透着三个“密”字。密封。密藏。密旨。关上了潘多拉的盒子，将人间的好奇心扼杀在岁月的长河当中，不再透露任何最高权力的消息，直到雍正百年、大厦将倾的那一刻，一切才春光乍泄。所以，争宠是没有意义的，相互诛杀也毫无意义。雍正这样的制度设计，似乎可以规避权力争夺导致的种种可能及其严重后果，起码在其在世时，他的儿子们不会自相残杀。

看上去很美。

但是，果真如此吗？

其时，雍正的长子、二子已死，三子弘时20岁，四子弘历13岁，五子弘昼比弘历小3个月。要说年龄，这几个儿子都谈不上很小。雍正谈话之后，第一个很受伤的人毫无疑问是弘时。他已经20岁了，大哥、二哥已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弘时对自己的人生是充满期待的，可父亲一句“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令他觉得前途渺茫。

雍正元年(1723年)12月20日，是康熙帝的周年忌辰。这一天，雍正派儿子弘历前往景陵代其拜祭；第二年同样的日子，又是这个弘历前往景陵代其拜祭。弘时突然间明白父亲心中的那个秘密了，由此，他做出了一个影响其命运的重大选择：投靠八叔胤禩，跟父亲对着干。

这样的选择在雍正看来极具震撼力。因为他没想到，秘密建储导致的第一个后果竟是儿子在亲情和政治上的双重背叛。雍正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背叛。他立马将弘时逐出紫禁城，并勒令他去做胤禩的儿子，父子之情宣告恩断义绝。两年后，年仅24岁的弘时郁郁而终，成为雍正秘密建储制的第一个牺牲品。

但是，秘密建储制的危机并不仅于此。在雍正长大成人的4个儿子（弘时、弘历、弘昼、弘瞻）中，虽然雍正在世时，公开起来逆势而为的只有弘时一人，但是当雍正去世之后，最后的谜底揭开，弘历成为乾隆帝时，弘昼、弘瞻也愤愤不平，蠢蠢欲动了。弘昼经常藐视乾隆的皇权，行为怪诞，令乾隆大伤脑筋，不知该如何处置为好。事实上，这不是乾隆的错。因为雍正在时，弘昼已被封为恭亲王，雍正似乎也比较宠爱他，经常派他一些政事去做，也许目的只是为日后辅助新皇帝做历练，但弘昼本人并不这么想，这个只比弘历小3个月的人心中也有一个帝王梦。谁说恭亲王不可以做皇帝，弘昼用自己怪诞的行为为他隐晦的心理做注脚，只将一场历史的困局演绎得九曲回肠，沉重莫名。

弘瞻采取的则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个雍正的六儿子其实是个知识分子，善诗词，雅好读书。但是知识分子心里要有念想的话，那是可以放一生一世的。弘历继位后，弘瞻非暴力不合作，并不承认领导人执政的合法性。乾隆盛怒之下，将他降为贝勒爵位，并罢免其一切差使。弘瞻的余生业因此变得了无生趣，和弘时一样，他也是郁郁而终的，在乾隆开创的新盛世里。

这是几个皇子的悲剧。当然这样的悲剧是雍正不愿意看到的，尽管此时的他已经与世长辞。其实，在雍正的制度设计中，还是有先进的成分在的。起码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没有类似的立嗣安排，而且秘密建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兄弟残杀、父子反目现象的发生，在立嗣皇帝上，这样的制度是富有成效的。所以在此之后的清王朝，总计约130多年时间里，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采纳的都是秘密建储制。

不过，从历史的时间长度上说，秘密建储的制度突破还是很有限的。因为残杀或者说猜忌依旧存在，只是在时间点上后延了——靶子在立嗣皇帝生前出现还是身后出现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靶子出现了，新皇帝总是要迎接众多猜忌的目光的，这是新生礼。新王朝的新生礼，也是新皇帝的新生礼，而新生，总是要伴随着流血甚至是死亡，这似乎是世事新陈代谢的规律。雍正悲剧和康熙悲剧说到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雍正也像康熙一样，有20个儿子展开龙虎斗的话。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雍正悲剧甚至要大于康熙悲剧。在他执政13年的时间里，雍正不仅要对付兄弟们的冷枪暗箭，也要为他的儿子们避免类似结局提供制度安排和制度实践。同时，他也是个勤政的皇帝，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中国的奋斗:1600—2000》中称雍正“也许是清帝国里最勤奋的人”，但是这样的勤奋并没有换来盛世的回报。在约定俗成的康乾盛世里，雍正王朝只是个过门和加油站，而雍正最多是个历史清道夫和制度设计者。

这是雍正的宿命，也是雍正王朝的宿命。

三

雍正执政13年，究竟做了些什么呢？或者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毫无疑问，雍正是严苛而阴郁的。他是密室中的舞者，处处以机心待人处世。密折、秘密建储、军机处、诛心之治、文字狱、特务侦察，雍正的很多行动或想法透着“阴狠”二字。这是一个王朝的治术，也是雍正个人性格的展露，他刚愎自用、阴险毒辣、喜怒不定、反复无常、文过饰非、言不由衷、猜忌残忍、城府极深。在他治下，帝国流言四起，官员、文人、兄弟、权贵多有怨言，而雍正是边做边为自己辩解，坚持理念毫不动摇，很有孤身走我路的意思。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带偏见看人的话，雍正其实也是勤勉而阳光的。史料证明，雍正这个人知识渊博、精通满汉文字、悲天悯人、力推人道政策、痛恨腐败、勤于政事，执政13年，做了很多皇帝30年才能完成甚至不能完成的工作，最后过劳死在工作岗位上。他是个开拓型的皇帝，有很多的制度创新和大胆实践。秘密建储制、密折制、养廉银制度、耗羡归公、摊丁入地、军机处的设立与官制的更改。任何一个王朝如果能完成其中的一两项制度创新和实践已属难得，雍正却在短短的13年时间里做完了这一切。所以，他注定是个争议纷起的人物。

雍正执政的13年，他将自己所有的性格侧面都展示在世人面前。坏事做绝，也好事干尽，正所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他是大清200多年历史上性格最丰满的皇帝，只是因为出于世人的偏见和历史的偏见，他才被扁平化了。现在看来，雍正的心灵孤独正是来自世事对他的偏见。这是偏见下的压力，也是压力下的变态。雍正行走在正邪之间，阳光与阴影的轮替地带，一生非主流，所以才拥有那么多自相矛盾的性格侧面。这些自相矛盾的性格侧面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无疑会向这个世界奉献很多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