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就这样以他的精神洁癖来对付帝国无所不在的洪水猛兽。这实在是一种悲壮的抵抗，嘉庆一人站在道德高地上振臂高呼，他以为应者云集，以为人心向善，但是腐败的洪水四处蔓延并最终淹没了他。这可以说是一种悲剧，制度性悲剧。终嘉庆一朝，人口增加了7000多万，可土地的面积并没有增加，帝国的岁入也没有多大的增加。由于在财政收入上没有制度性的突破和改变，嘉庆只能万事“省”字当头，这其中也包括少发官员们的工资。基层腐败包括高层腐败便成了制度困境，贪腐官员前赴而后继了。

也许不能说嘉庆不明白这一层。因为他也设置了养廉费试图高薪养廉，但是帝国财政总的盘子就那么大，所谓的高薪养廉云云，实在是海市蜃楼，于事无补。再加上贪腐世风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嘉庆的抵抗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自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他的敌人，万万千。

二

除了贪腐，帝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疲软了。

也许是乾隆朝实在漫长得可以，抽走了帝国所有的精气神，所以到了嘉庆朝，一切都变得疲软了。“疲软”成了这个帝国内在的精神气质。用嘉庆的话来说是四个字：因循怠玩。

嘉庆十年（1805年）的一天，嘉庆皇帝因为有事到四公主家走了一趟，等他回宫后发现“本日文武大小衙门竟无一事陈奏”，官员们趁着皇帝有事给自己放了一天假。事实上这不是偶然现象。因为政事疲软已然深入到帝国的骨髓。官员们个个以因循怠玩为荣，以勤勉做事为耻。在日常奏事方面，能少奏就少奏，能不奏就不奏。御门听政的日子是不得不奏的，可这个日子过后，两三天不再奏事成了帝国官员的主流选择。官员们似乎抱定拿多少钱干多少事的理念，不急不躁地和皇帝磨洋工。“在家高卧，以避晓寒”“日高未起者”比比皆是，只剩下嘉庆皇帝在那里干着急。虽然他站在道德高地上，“未明求衣，灯下办事”，可谓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了，但他自己也承认，“同此劳者惟军机内廷数人耳”（《东华录》）。

说政事疲软深入帝国骨髓还因为官员上班和不上班一个样。有时候人来了，也是出工不出力。嘉庆十年（1805年）腊月，嘉庆皇帝召集大学士九卿会议讨论江南船事，结果一大帮帝国高官们讨论半天的结果竟是“造船需时，请交两江总督及河漕诸臣再行筹议”，会议开了等于没开。事实上参加这次会议的官员中有任过江西督抚的，也有办理过河务的，对河道船事多有见解，但大家都沉默是金，出工不出力，以至于嘉庆皇帝愤怒地指责他们“徒成具文，并无实际于国政”，都是些会议机器。

疲软的其实不仅是政事，还有兵事。嘉庆八年（1803年），神武门见证了一起暴力事件。当时的嘉庆皇帝正从圆明园回紫禁城，在正对着神武门的顺贞门前换轿时，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刀亡命地冲向他，准备结束他的生命。

这个行刺人手中的刀并不长，只是一把小刀而已。人也不多，没有接应者，单独行刺，但是嘉庆却遭遇了很大的危险——虽然他身边有百余名侍卫，可他们在那一刻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只在现场呈现出两种表情：呆傻和惊慌失措。他们没有冲上去制服行刺者。最后充当起侍卫职责的还是随驾的嘉庆皇帝的侄子定亲王绵恩，他和皇帝的姐夫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等人一起拿下了行刺者。

嘉庆皇帝震惊不已。他不是震惊自己的被刺，而是震惊帝国的门禁以及护卫力量如此软弱不堪。刺客是怎么潜入皇宫，并成功地冲到他面前的？百余名侍卫的忠心和勇气都到哪里去了？事实上这是一种兵事的疲软。这个帝国，连皇帝的安全护卫工作都已软弱涣散至斯，那还有什么是可以依靠和坚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