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光绪九年（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以来，帝国变得日益不堪。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声明中国自北越撤兵，调回边界。马尾海战，福建水师舰船被击沉七艘，官兵伤亡700多人。马尾船厂亦被毁于一旦。光绪十一年(1885年），帝国和日本签订《天津会议专条》，规定自“甲申政变”后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日后朝鲜若有变乱或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派兵，彼此应先行知照，事定仍即撤回。帝国在朝鲜长达千余年的特殊地位被日本国染指了。翁同龢悲愤莫名。而就在同一年，李鸿章和法国人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中国日后建筑铁路应向法国商办。自此，帝国西南门户洞开。翁同龢觉得，李鸿章之有罪，此又一明证也。而要命的同样在这一年，帝国栋梁左宗棠过世了。左宗棠生前设马尾造船厂，制造轮船；讨伐阿古柏侵略军，收复天山南北各地以及抗击法国侵略者，居功至伟。关键是此公蛮有意思，死前曾自作挽联。庄严、幽默俱在，出世、入世两全。上联曰：“慨此日骑鲸西去，七尺躯委残芳草，满腔血洒向空林。问谁来歌蒿歌薤，鼓琵琶冢畔，挂宝剑枝头，凭吊松楸魂魄，奋激千秋。纵教黄土埋予，应呼雄鬼。”下联是：“倘他年化鹤东归，一瓣香祝成本性，十分月现出金身。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惟恐苍天负我，再作劳人。”

翁同龢最佩服左宗棠的一点是他有直名。当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人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时，左宗棠大骂道“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翁同龢听了，或许真是心有戚戚焉。可惜现如今栋梁不在，帝国还能安然无恙乎？翁同龢不敢深想。

当然，对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翁同龢来说，最主要的事情是如何处理康有为的“万言书”。作为一个无功名者，康有为有一个途径是可以达到上书目的的。那就是取得同乡京官的印结，也就是同乡京官出具的有关康氏身世的证明。或许是康有为的同乡京官都不敢惹是生非，不愿为其出具证明，康有为才让盛昱通过私人途径将这份“万言书”转交到翁同龢手里，希望通过他以达天听。翁同龢自然不想惹这个麻烦，唯独顾虑盛昱不知深浅，将此事嚷嚷出去，自取祸患不说，还殃及池鱼。便在私人日记里写道：“盛伯羲（盛昱）以康祖诒（康有为）封事一件来，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许覆谢之。”以为日后交代。

就在翁同龢将退未退康有为“万言书”之时，康有为却按捺不住自己心绪，直接找上门去了。翁同龢从门房处得知，此人初称布衣，继称荫监，号称康国器之侄孙，显得很不诚实，当下就看轻了他，拒绝一见。其实，翁同龢对这“万言书”还是相当的看好。在退还给康有为之前，他贵为帝师，竟然悄悄地在书房里紧闭门窗对此件做了详细摘抄，不少段落甚至是一字不漏地誊录。比如其中一段：“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莫敢伺，况以中国地方之大，物产之盛，人民之众，二帝、三王所传，礼治之美，列圣所缔构，人心之固，加以皇太后、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哉？臣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还比如：“今上下否塞极矣。譬患咽喉，饮食不下导，气血不上达，则身命可危，知其害而反之，在通之而已。古者君臣有坐论之礼，《大学》之美文王曰‘与国人交’，《诗》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言恳诚发乎中礼，群臣若嘉宾，故群臣尽心，下情既亲，无不上达，则奸消弊缩，虽欲不治，何可得哉？通之之道，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翁同龢都抄得格外认真，以为存档，也为日后借鉴。时局如雾，谁都不敢担保当前局面会永远维系下去的。事实上也维系不下去了。翁同龢或许觉得，眼下不变法不等于将来不变法。太后一旦放权，国内外事机、事态相继促发的话，帝国变法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到那时，这个叫康有为的年轻人或许可以派上用场。只愿他届时会成熟一些，不似今日这般冒失毛躁。

翁同龢将“万言书”悄悄誊录之后，就嘱盛昱退还给康有为，余不多言。

光绪二十三年，翁同龢回首人生往事，觉得自己首先还是个仕途中人。光绪元年（1875年），他任刑部右侍郎。光绪二年（1876年），任刑部尚书。光绪八年（1882年），出任军机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法越事起，翁同龢主张一面进兵，一面与议。仕途上他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再任军机大臣，深得光绪帝信任，直至光绪二十三年，以协办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

但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翁同龢每于皇帝召对咨询时事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形色，在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此后，光绪三十年（1904年），翁同龢在家中去世，享年75岁。

因此从光绪二十三年的时间坐标去看翁同龢，几乎可以说是他的仕途人生巅峰期。但是大时代巨变蜂拥而来，翁同龢的衰落几乎呼之欲出了。

当然，如果从光绪二十三年开始回忆，翁同龢的仕途亮点也还色彩斑斓：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支持盛宣怀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户部拨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中国通商银行，实际上也成为开办伊始的中国通商银行的最初营运资金；举荐康、梁等维新人才，亲自草拟《明定国是诏》。如果要盖棺论定，翁同龢或许觉得自己还无愧此生吧。

光绪二十三年，翁同龢也还是一个书法家。生活不只是由政治组成，艺术也还是曾经的状元郎翁同龢的精神寄托。在时光的浸**中，翁同龢先后从欧、褚、柳、赵书法中习得瘦劲，从颜体中习得浑厚，在北碑中领悟“平淡中见精神”的意境。翁同龢博采众长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名噪一时的书法家，而是他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去与紧张的时代缓解关系。

作为两朝帝师，翁同龢对时代或者说时局也有力所不逮的地方。教出来的学生皇帝，掌控不了时局，他自己也最终被淘汰出局。说到底，光绪二十三年的翁同龢，即便能悟透生前身后事，但也只能像漩涡里的落叶，无法左右前进后退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