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张之洞受挫后，李超琼决定“拟捐道员开缺”。但是捐道员所需银两不少，早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时道员标价就达5900两，而当时李超琼虽然谈不上囊中羞涩，却也为家庭所累，时时要贴补家用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一天，李超琼接到家书，说家中新购田宅费银1700两，闰五月家里因为借了好多钱还不上，来信求援，李超琼马上寄回家2000两银子。就在李超琼准备去拜访张之洞之前，家里又来信告诉他，还有将近4000两银子的外债。李超琼后来感叹说：“不知何以至此。吾生其能清此乎？”意思是这辈子怕是还不清家里的债了。

事实上正是这一地鸡毛的家里家外事，拖累了李超琼的仕途发展。光绪二十三年，戊戌变法前一年，李超琼突然发现，除了捐道员外，仕途发展似乎还有别的路子，那就是走洋务路线。他观察到，凡是对洋务熟悉的官员，升迁都比较快。比如朱之榛，在江苏做官近40年，多次获省部级高官举荐。大理寺卿浙江学政徐致祥、东河总督任道镐、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都曾经举荐朱之榛。朱的一个特点是精于厘务，他也因此多次担任江苏臬司。

朱的仕途得意事实上和光绪帝的下诏求贤有关。甲午战败后，皇帝要求京内外要举荐“究心时务，体用兼备”之贤才，范围兼及“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总之精通洋务尤佳。李超琼检讨自己拜访张之洞受挫的真正原因，恐怕与他当时还不是新式人才有关。因为张之洞作为晚清的洋务巨擘，对新式人才还是极为礼遇的，一个公开的例子是对湖南候补知县邹代钧的礼遇。

光绪二十三年，李超琼投身新式洋务的一个举措是对《渝报》创刊的赞助。作为四川第一张新闻报纸，李超琼襄助开办费100两银子。钱不多，但是如果把这份报纸看作股份制报纸的话，李超琼也算得上最初的21名股东之一了。

另外还有对《时务报》和《蒙学报》的襄助，分别是100元和30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务报》，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吴德濡、邹凌瀚等人发起，在国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非常大，可以说是戊戌变法前维新派的重要刊物。当然它开办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此前强学会的余款，以及黄遵宪的捐款和其他募集资金，包括张之洞、梁启超、盛宣怀等的大头捐款。李超琼以“附名《时务报》局的身份”襄助100元，毫无疑问体现了他对新式洋务的热情。

除此之外，李超琼还为苏学会找过开办场所。苏学会是戊戌变法前维新派组织的一个团体，光绪二十三年，由章锤、张一唐、孔昭晋等人在苏州发起。它的立会宗旨有3条：讲习以振兴人才，为学堂开设张本；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包罗西学；以学问为宗，不议朝政。苏学会最初选址于苏州“旧学前文丞相祠”，李超琼功不可没。另外还有经费的筹集，李超琼不仅找了当时的苏省最高行政长官，“力陈中西学堂之宜增建”，还与当时粮道兼理苏关陆元鼎发生不小的冲突，目的都是要银子，筹集苏学会的开办经费。

由此，一个热心新式洋务的开明知县形象终于被世人知晓，当然也被李超琼的上级行政长官知悉。在戊戌变法即将到来的时代，这样的形象毫无疑问是可以帮长官给知县李超琼加分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也就是戊戌年，江阴县知县葛培义因病请假，苏省抚藩让一个叫陈其寿的官员暂行代理县事。本来是过渡之举，谁知接下来葛培义病故，苏省高层突然决定元和令李超琼调署江阴，而官场背景强大的陈其寿出局。

事实上之所以有如此变故，和李超琼热心新式洋务的开明知县形象不无关系。另外还有时局倒逼：就在李超琼履新之前，湖北沙市发生严重涉外冲突，而江阴差不多处在长江入海口，是一块涉外冲突高发地。关于这一点，苏省巡抚奎俊在李超琼赴任前谆谆教诲：

……江阴地为江海冲而游兵散勇多窟穴于其地。近有沙市焚毁英、倭领事署及拆毁税关之事。各国使臣咸以沿江伏莽将次蠢动为总署告，电询谆切。莅任后须实力整顿、防患未萌为言。

知县李超琼听了，频频点头，仿佛对解决涉外冲突胸有成竹，一切都无须忧惧。而上海的一份报纸在报道这一官场变动时是这样写的：

江阴县知县葛培义病故，所遗江阴县知县系繁疲难要缺，政繁责重，必须精明干练之员方足以资治理，查有元和县知县李超琼堪以调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