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迹象表明，乾隆有严重的权力崇拜症状。这位“千古一帝”在传位前表示：“朕仰承懋眷，精神强固，未至倦勤。”“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大端，岂能置之不问，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秉承，不致错失，岂非国家天下之大庆。”“部院衙门并各省具题章疏及引见文武官员寻常事件，俱由嗣皇帝批阅，奏知朕办理。”（《高宗实录》）同年12月，乾隆帝又发出谕旨：“朕于明年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著书太上皇帝，其奏对著称太上皇。”（《高宗实录》）这样的权力切割与再分配模式清楚地表明，乾隆不仅没有放弃军事权和人事权，就连日常的行政运作乃至于公文批复（行政权）他也要“嗣皇帝……奏知朕办理”。

如此，嗣皇帝也就是嘉庆皇帝成了一个见习皇帝。一个没有独立政治见解、政治人格的符号皇帝。但是乾隆的强悍之处在于，即便如此他也要引进一个人，来制约嗣皇帝趁他老迈无力时有可能发动的篡党夺权之举。

这个人就是和珅。

和珅的出身很一般，文化程度不高，是秀才而不是举人，稍通文墨而已。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时和珅只是个长得不错的三等侍卫，看不出在政治上有任何飞黄腾达的可能。但是6年之后，和珅先是升任御前侍卫和副都统，然后是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兼北京崇文门税务监督。这都是些肥缺。乾隆似乎要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他一个人，让和珅兼管财政、京畿军事防卫，并担任实际上的宰相；而崇文门税务监督确保和珅捞到足够的好处。随后，和珅爬过户部尚书、都统、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议政大臣、御前大臣、理藩院尚书、四库全书馆正总裁等职位，直达权力中枢。1790年，和珅的儿子和乾隆最小的女儿结合了，由此，和珅成为和乾隆走得最近的人，从而构成了乾隆晚期权力隐三角中不可或缺的一角。

乾隆的良苦用心至此浮出水面——他对和珅所有的恩宠只是为了制衡嘉庆皇帝，确保自己太上皇的地位和最高权力不受侵蚀！

这是一个帝王的私心，毫无疑问，这样的私心对帝国来说极具危害性。最直接的一个损害是行政效率的下降，统治力大不如前。因为乾隆老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已85岁。关于乾隆的老态，由清廷返国的朝鲜使者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报告：“太上皇容貌气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而乾隆六十年（1795年）禅位后仅7天，波及面积达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爆发，乾隆以老态龙钟之躯，领和珅嘉庆两个互有戒心之人，应对帝国猝然之变，其效率可想而知。可事实上此时的嘉庆皇帝37岁，正是年富力强一展身手的时候，乾隆却对他弃而不用，大权独揽，万事让和珅去办，而和珅名不正言不顺，又时时顾忌嘉庆皇帝对自己的看法，缩手缩脚，当断不断，致使白莲教大起义在9年之后才被弹压，耗银无数。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的一天，一件得以洞悉乾隆私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天，湖广总督毕沅给太上皇乾隆上疏，内有“仰副圣主宵旰勤求，上慰太上皇帝注盼捷音”的字句。这样的字句让乾隆龙颜大怒——嗣皇帝什么时候宵旰勤求了？一切还不都是他老人家在操劳吗？

权力隐三角一方面造成了权力运作过程中的空洞化和泡沫化，致使皇权的内阻力持续加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贪腐盛行。这其实是权力三角模式的潜规则或者说副产品。表面上看，权力三角互相制约，可以克制权力高层的贪腐行为，但事实却正好相反。在这里，和珅和乾隆皇帝心照不宣地做了一个交易或者说赎买。可以说和珅的贪腐行动是得到乾隆默许的——非如此，和珅不可能豁出身家性命为其制衡嘉庆的蠢蠢欲动而奔前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