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乾隆时期的那些文字狱：

《南山集》案。《南山集》案可以上溯到康熙时期。康熙时，戴名世因为著作《南山集》被认定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与此同时，他受株连的亲戚朋友达几百人。这本来是康熙时期的一出悲剧，但是50多年后，乾隆利用“《南山集》案”借文杀人，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原因是蔡显的诗文集《闲闲录》里引用了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但是乾隆却认为蔡显含沙射影。他断定“夺朱”是影射满族人夺取朱明天下，“异种称王”则是影射满族人建立清朝。如此大逆不道，再加上《闲闲录》里载有“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等字句，乾隆也认为蔡显是对现实不满。由此，蔡显和他的17岁儿子被处死，幼子及门生多人充军。

《字贯》案。涉案人是一名叫王锡侯的举人，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他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花费17年心血编写出《字贯》，但是乾隆以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同时《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则是另一罪状。据此，王锡侯被处斩，《字贯》彻底禁毁。刻印《字贯》的雕版、废纸也被全部销毁。另外，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因“失察”治罪。

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案。大理寺卿尹嘉铨退休后让儿子给乾隆上了两本奏折，请求赐给谥号，并且与开国名臣范文程一起从祀孔庙。乾隆看后下令革去尹嘉铨的顶戴，交刑部审讯。同时，指派官员前往抄家，特别嘱咐要留心搜检“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查抄者很快在尹嘉铨的文章中查到“为帝者师”的字句。乾隆恼怒，称：“尹嘉铨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加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否为朕师傅？”随后，尹嘉铨被处以绞刑，他的著作及有关书籍93种也被销毁。

沈德潜反诗案。江南名儒沈德潜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77岁时辞官归里。沈德潜在朝时，他写的诗颇受乾隆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所以沈德潜退休后被乾隆赐赠太子太傅的头衔，从一品，可谓皇恩浩**了。但就在沈德潜死后不久，他竟然遭到乾隆的清算。因为在沈德潜的诗集里，被查出有几首他当年给乾隆皇帝当枪手写的诗也赫然收录，这就等于揭穿了乾隆一生作诗4万多首某些难与人言的秘密。与此同时，沈德潜还干了两件“蠢”事。一是编了一部《国朝诗别裁》，将降清明臣钱谦益的诗列为诗集之首，乾隆居后。沈德潜此举，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二是沈德潜为徐述夔《一柱楼诗集》作“传记”。该诗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以及“且把壶儿搁半边”等敏感字句，徐述夔获罪，沈德潜也难辞其咎。至此，沈德潜遭到了清算，他的坟墓被乾隆下令铲平。

胡中藻诗案。大学士鄂尔泰的门生、曾为内阁学士的胡中藻是个诗歌信徒，著有《坚磨生诗抄》。但是胡中藻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诗句，有把大清污为“浊清”的嫌疑。乾隆下令密查。随后，胡中藻被处斩，已故大学士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因为与胡中藻曾有诗词唱和而被赐死。户部侍郎裘曰修，也因此案遭革职。

表面上看，这些文字狱是乾隆对文化的戕害和恐惧，可谓盛世之毁，似乎与张廷玉无关。但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如果历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拜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的张廷玉不能像唐朝宰相魏徵那样阻止乾隆对文化的戕害，那盛世之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毁于遵循中庸之道的官场人格。因为这样的官场人格让盛世失声，文明一再萎缩，推动盛世继续往前走的动力悄然流失甚至转化成阻力。这是大清帝国在未来的岁月里必须付出的代价。

比如150年后的光绪二十三年，戊戌变法呼之欲出，但中庸之道的官场人格依然大行其道，变法最终的结果只能由六君子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