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200年

光绪二十三年之前的200年，是公元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系丁丑年（牛年）。

这一年康熙皇帝43岁，距离他14岁亲政已经过去29年，在龙椅上还要坐26年。这一年大清帝国还似朝阳一般，在传统政治制度治理下蒸蒸日上。3月，康熙皇帝亲自出征，噶尔丹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被迫自杀；6月，哈密维吾尔首领额贝都拉助清廷平定噶尔丹叛乱有功，被册封为“一等札萨克达尔汗”，其部被编为蒙古镶红回旗，爵位世袭；而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在这一年写出了《中国近事》一书，主张欧洲人学习中国的实用哲学、开展欧洲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交流。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帝国的强大。

一

在王朝起承转合的“起”里，一切从头说康熙。

其实，对于一个帝王来说，生命的质量或者说奔放程度是很难量化的。寿命的长短貌似是一个指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历史上多尸位素餐的皇帝，他们活得再长久，也只是行尸走肉。

所以，需要的是活力。

是怒放的生命。以及怒放生命背后对自身的体察，对世事的包容。

康熙亲政之后，从康熙十年（1671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51年间，他在全国“暴走”了150多次,6次南巡，里程难以计数，终于成为史上最强的皇帝。也是个“在路上”的皇帝。

康熙一直在路上。当然万事都有起点，特别是对南巡这样的大事件来说，康熙的第一次尤为重要。那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这一年，他的心情很好。因为就在两年前，康熙平三藩，一年前，收复台湾。帝国顿时风平浪静、四面凯歌。人生在突然间失去了目标，康熙便有些空虚，可这个国家又是无与伦比的大，他接下来产生了行走的冲动。

当然，从冲动到现实，需要人事的依托。有两个人促成了康熙生命中的奔走之举。

翰林院编修曹禾和吏科掌印给事中王承祖。

此二人以为，盛世需行走。盛世之君尤需行走。走出去看一看，才能看到天下之大美无言，看到一个王朝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那么康熙走过哪里，又看到些什么呢？事实上从历史的记载来看，他的行走首先是一次人文行走。康熙来到泰山，到泰山极顶“孔子小天下处”体味“天下在眼中”的意境；他渡过黄河、渡过长江，目击两大文明的渐次更替与此消彼长；随后他来到江南，在金山、焦山以及苏州虎丘看江南草长莺飞、柔顺可人……这些行走毫无疑问丰满了康熙的人生经验，但康熙却不满足于此。因为他的行走不是肤浅的、平面的，而是深刻的、立体的、是让现实向历史致意的。康熙在过苏州虎丘等地后，专程来到江宁，祭奠明孝陵，并写下《过金陵论》一文，与已故的明君探讨王朝得失的政治智慧和为人君者的酸甜苦辣；康熙还走到曲阜，致敬孔庙，游孔林，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且在诗礼堂听监生孔尚任讲经。康熙对中华文明渊薮的顶礼膜拜毫无疑问表达了一个帝王的价值取向与学习趣味。作为一个学习型的皇帝，康熙在这方面应该说是身体力行的，不仅仅做个姿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