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江南地区富甲天下，是清政府的粮仓、聚宝盆。帝国的财政差不多有一半出自此地。江南稳则全国稳。乾隆6巡江南，除了政治自觉外还有财政自觉的考虑。这是乾隆朝财政安全的建构过程，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在这里乾隆把南巡和他的“西师”武功相提并论，很显然是因为其南巡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

水患。乾隆朝水患频仍，地方官员却借水患之机中饱私囊，政风日趋败坏。乾隆南巡时5次阅视黄淮治理工程,4次亲勘浙江海塘，并指示清理杭州西湖，还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惩治腐败，从而树立了盛世之君的良好形象。这样的形象实在是建构帝国新形象的需要。因为在封建专制结构的大清统治体系中，民众其实普遍有着盛世明君的集体无意识，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是宣泄社会不公的一个假想出口或者说是减压路径。乾隆适时而来，走出大内，来到民间，高密度地推广自身亲民形象，象征性地减少社会不公的存在，这是他消解帝国政情民情信息不对称的一种努力。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这样的努力都是值得称道的。

民心。乾隆推行诛心之治，也推行养心之治。这是一个帝王的左右手，乾隆知道如何左手握右手。在对文字和文人进行围歼之后，乾隆也会满怀对文明的敬意到曲阜祭孔，到文庙行礼，到书院临视。当然，民心不仅仅是文心。帝国这么大，事情这么多，乾隆都要一一过问、解决。这是皇帝负责制的国度，但是皇帝和民众同时遭遇了信息不对称。真正知道信息的是庞大无比的官僚阶层，可这些人往往不能做到信息的上传下达。道理很简单，在信息不对称的时代，信息本身就是财富，掌握完全信息的官员们不可能贱卖信息，更不可能无偿赠送信息，所以乾隆必须走出来，了解民心，安抚民心，颁布体恤民情的法令。这些工作，他只有在路上才能完成。

乾隆除了南巡，还喜欢盖园子，所谓皇家园林。皇家园林出现在乾隆盛世毫无疑问是意味深长的。和南巡一样，园林其实也为乾隆起着证明的作用。这样的证明似乎更加触目惊心，更加可以传之后世。南巡和园林一动一静，动态的虽然当时轰轰烈烈，可最终走成了传说，走成了虚无缥缈；园林虽然是静态的，却是静得天长地久，静得栩栩如生，触之可及，触之可亲，触之肃然起敬。这是乾隆的一个理性选择。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以下的这些皇家宫殿园林：皇宫的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清漪园（颐和园）、圆明园三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这些华丽的建筑除了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焚毁外，其他的都将证明一个人及其王朝的自信、野心。

乾隆的自信、野心他自己也有归纳。那就是“十全老人”，人世间九为至尊，所谓九五之尊，但乾隆是盛世之君。他要的不是九，而是十。乾隆自称“十全老人”，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一生完成了“十全武功”——发动了10次战争，这10次战争简单说来是指:1747年：平大小金川；1755年：平准噶尔部；1757年：再平准部；1759年：平回部；1769年：平缅甸；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1788年：平台湾；1789年：平越南；1791年：平廓尔喀；1792年：再平廓尔喀。

盛世的证明不可谓不广大精深了。

三

“起承转合”几个字，互相都有关联或者说因果关系。“承”与“转”，就是在岁月静好间静悄悄嬗变的。

乾隆六十年是1795年。这是18世纪的黄昏。在21年前，美国开始了独立战争；15年前，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9年前，瓦特改良蒸汽机，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6年前，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同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人权宣言》问世。差不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乾隆做了太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