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

横平竖直的北京旧城，有一条东西向的长街——五四大街。这条大街的中心，有一个朴素的门牌，上面刻着“五四大街29号”。在这个门牌的后面，是一个不大的院落，古朴的铁门后面，静静地伫立着一座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老式建筑。春来暑往，斗转星移，这座“工”字形的建筑已逾一个世纪。

1918年初，李大钊在这里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也是从这里出发，一路行进到天安门，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熊熊火焰。

1918年，毛泽东在这里的第二阅览室担任图书管理员。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红楼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红楼一层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

因北京大学的历史渊源，因深沉宁静的红色外貌，这座建筑从建成至今，一直被人们称作——

北大红楼。

一

1917年，农历丁巳。

这一年，刚刚回到中国履新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刚满50岁。五十而知天命，蔡元培却不知道他要面对的，到底意味着什么。

作为北京大学的第六任校长，等待他的是一个烂摊子。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将北京大学腐蚀得乌烟瘴气，教员因循守旧，学生无心向学，人心日渐堕落，校园毫无生气。立志改革的蔡元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改革主张，他要从一所大学开始，用教育和启蒙的温和方式，重新掀起一场意义更加深远的革命。

北京大学的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1902年大学堂恢复办学，采用分馆制，设有仕学馆和师范馆，后又陆续增添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改名之初，校内封建官僚习气依然如故，学生多是仕宦子弟，他们来此读书，无非是为日后的官运仕途谋取身价和资格。

此时的北京大学，春冰未泮，春寒料峭。

1月9日，蔡元培冒着严寒，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他试图用教育完成救国宏愿，“吾人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

蔡元培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值此之际，他莅任的第一要务便是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改造旧北大，致力于把北大办成以文理科为重点的综合大学。蔡元培从改革文科入手，扩充文理两科，文理两科的负责人便是文科学长、理科学长。这一年，他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式致函教育部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

此时，蔡元培致力的理想教育是一种人格教育，因此他必须改革北大旧有的教育体系，尤其是文科教育。在他看来，文科学长不但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的精神。当其时，陈独秀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的抨击。作为“一员闯将”，陈独秀“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

北大文科原先只有四门：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英语。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没多久，就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增设了德语、俄语、法语三门，并在哲学、英文、中文中分别设立了研究所。在文科的课程设置上，陈独秀也不拘一格，他曾经力排众议而开设了“元曲”科目，将“鄙俗”之学搬入高雅之堂，这是我国大学讲坛第一次开设“元曲”科目。除此之外，陈独秀还积极邀请各类人才到北大执教，如胡适、李大钊、刘半农等，一时间，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都聚集于北大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