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座高头大殿，坐落在稷山之侧，更矗立在天下人的心中。它，像一个勤勉的君王，夙夜在公，朝乾夕惕；像一个健硕的武士，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像一个从容的智者，成竹在胸，乾坤澄彻。

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在他的《中论·亡国》中云：“昔齐桓公立稷下学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汉代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故称为稷下之学。”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宣王在位期间，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像其父辈那样大办稷下学宫。首先他给稷下先生们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礼遇。这些人参与国事，可以用任何形式匡正国君及官吏的过失。他还为他们修康庄大道，建高门大屋，给予很高的俸禄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有功于齐，贵列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孟子被列为客卿，出门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田骈“訾养千钟，徒百人”。

史料记载，齐宣王经常向稷下先生们征询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和看法，并让他们参与外交活动，以及典章制度的制定。据考证，《王度记》就是淳于髡等人为齐宣王所拟定的齐国统一天下后的具体制度和措施。

这样一来，稷下学者们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强烈，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异常高涨，出现了“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的盛况。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其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学派之多，争鸣之盛，都达到了稷下学宫发展史上的巅峰。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赞叹：“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

此时，稷下学宫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一时间，战国学术，皆出于齐。

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诸侯割据，长期分裂动**的时代，稷下设于一国之中而历一百五十年之久，不能不说是中国文明史上的奇迹。

齐闵王前期，稷下学士一度达数万人。但到了齐闵王后期，由于其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诸多稷下先生极力劝谏，均遭拒绝，因而纷纷离齐而去，稷下学宫出现了自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冷清萧条。后来，燕国将领乐毅攻入临淄，齐闵王逃至莒地，后被杀身亡。稷下学宫也惨遭浩劫，被迫停办。齐襄王复国后，采取措施恢复稷下学宫，但由于当时齐国已元气大伤，即使荀子复归稷下学宫，并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稷下学宫再不复当年盛况。襄王死后，齐王建继位，但权力由其母执掌。由于当时齐国国势渐衰，政局混乱，虽然稷下学宫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已毫无生气。公元前221年，齐国为秦所灭，稷下学宫随之消亡。

二

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

恰如东晋陶潜在《拟古》诗中所写，稷下学宫在先秦时期的文化史上，占有着十分显著的地位，是各种文化思想理论学说汇聚、碰撞、交流、融合的地方。

田氏代姜，毋庸置疑的是，六百年的姜氏齐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西周之初，封师尚父姜尚于齐，封周公旦于鲁。齐鲁毗邻，但其思想体系大有不同。传说周公封鲁，伯禽至鲁三年，才报政周公。周公问：“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利，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而太公封齐，五月报政。周公问：“何疾也？”太公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毫无疑问，姜尚的见地恰在于此，他因地制宜，移风易俗，没有简单地将西周王朝那一套烦琐的礼仪搬到齐国，而是“引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迅速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