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与成都结下深厚情谊和缘分的诗人、词人，甚至更多，他们不约而同来到成都，在这里逗留，在这里居住，在这里生活，放飞梦想，放飞心灵。柳永初来成都，便被这里繁荣、壮丽的景象震住了，他填了一阕《一寸金·井络天开》的词，以赋体形式极力铺陈，将宋朝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描绘得淋漓尽致。柳永离开成都二十余年后，写出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宋祁，到成都担任益州知州。

苏家父子赴京师赶考，从成都出发，那时苏洵47岁，苏轼19岁，苏辙17岁。尽管苏轼在成都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对成都一直念念不忘，他在《临江仙·送王箴》词中写道：“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苏轼直到47岁时，还追忆眉山老尼讲述蜀主孟昶与花蕊夫人在摩诃池上夜间纳凉的故事，填词《洞仙歌》，留下“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的美妙辞章。南宋中期，著名诗人陆游与范成大相继入蜀，书写了宋代成都最夺目的篇章，范成大认为成都的繁华与扬州很是相似，将成都万岁池与杭州的西湖相提并论。离开成都的范成大，心心念念总是成都的花事，他在词作《念奴娇》中倾诉衷肠：“十年旧事，醉京花蜀酒，万葩千萼。”

陆游对于宋代成都的意义，堪比唐代杜甫。他热爱城市、园林、山水、民俗、物产、花草、饮食、文化，涉及世俗生活的所有方面。陆游47岁到成都，作《汉宫春》两阕，他初来已经被成都的繁盛惊住了：“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敧帽垂鞭。”陆游在《风入松》中总结蜀中生涯，说道：“十年裘马锦江滨。酒隐红尘。万金选胜莺花海，倚疏狂、驱使青春。吹笛鱼龙尽出，题诗风月俱新。”陆游还写过一首《成都行》：“倚锦瑟，击玉壶，吴中狂士游成都。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

我们知道，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当代诗歌运动，深切体现了其中所隐藏的当代中国人生存体验的思考和颖悟。以成都和重庆两地为中心的巴蜀诗人群体是中国当代诗歌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历史上的意义，与首都北京的诗人群体不相上下。环视当下中国诗坛最活跃、最具有影响力的诗人，我们可以数出几十位，他们都是从成都走出来的。成都毫无争议地被公认为中国当代诗歌运动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成都又一次穿越了历史，成为中国诗歌史上始终保持“诗歌地标”的重镇。

成都不仅盛产诗歌和诗人，还产生了许许多多震古烁今的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陈寿、陈子昂、李白、苏洵、苏轼、苏辙、杨升庵、李调元、郭沫若、李劼人、巴金、沙汀、艾芜……非川籍而进入第二故乡，在安逸之地继续挥洒诗意、锐进升华者，有文翁、杜甫、王勃、岑参、李商隐、薛涛、黄庭坚、陆游，以及抗战八年、长期流寓四川的茅盾、叶圣陶、朱自清、老舍、张恨水、曹禺、吴祖光等。不止诗人、作家，正如古人所说，“天下才人皆入蜀”。

从某种意义来讲，成都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许多诗人在诗歌上的栖居地，成为文学家精神上的故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成都一直是一个在文学的繁荣史上从未有过低落、有过衰竭，甚至一直保持在高峰姿态的城市，这是文化的奇迹。

一个直观的原因是，与中国别的地域相比，甚至与不远的“巴蜀”中的“巴”相比，蜀地更加丰衣足食，少有自然灾害发生，政治局势和平民百姓的生活都趋于稳定，特别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千里沃野的平原地带，可以说是中国农耕文明最精细发达，同时也是存续时间最长的地方。正因为此，古代的许多中国诗人都把游历、寻访成都作为自己的一个夙愿和向往。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千百年来成都似乎孕育了一种诗性的气场，它凭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能把时间放慢的市井与乡村生活，毫无疑问是无数诗人颠沛流离之后灵魂和肉体所能获得庇护的最佳选择。

二　神秘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