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格已经完全无视自己的“失明”了，他不再明白“看”和“观察”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意识以及自我认知上的一个重要的变化，看起来已经远远不是单纯的身体缺陷那么简单。

在考察他的记忆力的时候，我就已经隐约有了这样的感受。我发现，他实际上完全把自己紧闭在一个特定时刻——就是“现在”——似乎对过去和未来完全没有感觉。在他的内心，已经没有了让过去和现在进行对话的能力，不再明白经历的含义。对于我们普通人，正是这些才构成了我们的意识和内心体验。他似乎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感觉，也不再有对将来的预期和目的，而这些则是会伴随我们正常人一生的感受。

不存在的记忆

格雷格很轻松地就适应了在威廉·布里奇医院的生活。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因为慢性病，就这样被禁锢在（而且可能是永远地）这家医院里。没有任何愤怒的反抗，没有对命运不公的抱怨，而且显然也没有觉得羞耻，更没有任何绝望。就这样，他顺从且无所谓地，就把自己丢在了威廉·布里奇医院这潭死水之中。当我问他有什么感受的时候，他回答说：“我没有选择啊！”就像他说的，这种态度看来是明智的，而且具有非同寻常的哲理意味。然而，这种哲理却是由于他的无所谓和伤病造成的脑部伤害。

他的父母曾因为他的叛逆与他关系疏远，现在却每天都来看他，照顾他。他们这个得了病的儿子无助地待在医院里，再不会四处乱跑，只是微笑地等待他们来探望。如果他不是在“等待”父母的探望，也许会更好些——若是他们有事脱不开身，一连数日都不来看他，他可能根本注意不到，下次来看他时，他还会像以前一样热忱地和父母会面。

格雷格很快就在这里安顿了下来，带着他的摇滚唱片、吉他、他念经用的串珠和他的有声读物，开始接受一系列的治疗：物理治疗、职业治疗、音乐小组、戏剧。在他住院后不久，他就被转移到了一间有很多年轻人的病房。在那里，他开朗、乐观的个性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实际上，他并不能真正识别周围任何一个病人或者医务人员，至少在前几个月里都是这样，不过他总是高高兴兴地（而且是不加区分地）和每一个人交流。他至少有两个比较特别的朋友，并不能说有多深的友谊，但相处很愉快，而且可以完全地接纳对方。他的母亲回忆说：“一个是艾迪，拥有理科硕士学位……他们都热爱音乐，两个人住在隔壁，经常坐在一起聊天……还有朱迪，她也会和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艾迪后来死了，朱迪转往了布鲁克林的医院。此后许多年，格雷格再也没有遇到过这么要好的朋友了。这两个人离开后，格雷格的母亲还会时常记起他们，但是格雷格却不会，他没有找过他们，也没有问起他们。也有可能像他母亲说的那样，他比其他人更难过，至少不再那么活跃了，因为正是这两位朋友激励了他，让他高兴地聊天、听唱片，还编五行打油诗、开玩笑、唱歌，是他们让格雷格得以摆脱那种“死寂的状态”，要不然他只会更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

一家慢性病医院就像是一个村子或者是一座小小的城镇。在这里，病人和医护人员住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可以长达数年，每个人都差不多会碰到、会认识这里所有的人。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格雷格坐在轮椅里，被推着去加入不同的治疗项目，或者是到天井聊天，脸上带着一种古怪的表情，像是一直在寻找着什么。逐渐地，他也能够认出我，至少知道了我的名字，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他都会问：“最近过得怎么样，萨克斯医生？你下一本书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这个问题让我很忧虑——当时，在《觉醒》出版之后，一直间隔了差不多11年，我的另一本书《单腿站立》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