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及，在佃农理论中说到合约的选择，我认为科斯一九三七的《公司的本质》也是关于合约的选择的。既然“公司”是合约的问题，其研究就有了焦点。我当时肯定了件工合约是“公司原理”的重心所在，因为这种合约正好站在科斯所说的“公司”与“市场”之间。当时我想，要是科斯想到件工合约，他的论调当会不同。

当年，好些行内髙人认为科斯的“公司”鸿文是套套逻辑，空空如也。我可不是那样看，因为科斯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他问：一个人可以依照市价的指引而生产，自己在市场出售，为什么这个人会跑到一家公司去做成员，被经理指挥工作，像奴隶那样的？他的答案，是市价往往因为交易费用过髙而不能知道，所以公司就形成了。

一九六八年我问科斯：“假若苹果园的主人聘请养蜂者以蜂传播花粉，究竟是一家公司还是两家？”我见他答不出来，就知道公司的本质还没有完整的理解。

件工合约的特别之处，是件件有价。因为有价，科斯的“不知价”理念就不容易成立了。难道一家工厂不是公司？

我为科斯的荣休而写了《公司的合约本质》（TheContractualNatureoftheFirm），一九三年发表。该文以件工合约为出发点而提出了委托（proxy）价格的理念，其结论是公司究竟为何物，我们既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司的合约在本质上与市场的合约不同。

科斯读该文后，回信说那是他十多年来能学到一点东西的文章。他认为“委托价格”（例如以时间计薪酬，不是生产贡献之价而是把生产委托于时间之价）是重要的创新，但不同意“不知公司为何物”之说。这一点，我是坚持己见的。

《公司的合约本质》是我到港大任职后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十多年来在国际上被转载了六七次，而被引用的次数与日倶增。

师傅女儿是同窗

北京的商务印书馆搞了三年翻译（难译，几次转换人手之故也），要出版《佃农理论》的中译本，邀请我写个新的序言，我是不能推却的。另一方面，英文原著要重印，也要写个新序。一石二鸟，我决定用中文下笔。我见香港的学子似乎不知道学术研究是怎样的一回事，也就一石三鸟，先在《壹周刊》发表。本来打算写一两期的，但思往事，一动笔就写了十期！

去年九月初在温哥华的一次聚会中，我遇到恩师阿尔钦和他的女儿。他女儿是我昔日在加大的同学，是好朋友，数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异地相逢，其喜悦之情书所难尽。她抢着说：“爸爸告诉我这些年来你在学术上有建树。”我笑着问：“他认为我是个天才口巴？”这样问，以为她会答：“当然啦！”殊不知她回应道：“不是的。爸爸说你有持久拼搏之能，永远比其他学生多走一步。”不是天才，但肯拼搏，是“傻佬”的定义了。但我还是感到髙兴的。

说句衷心话：凡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的人，免不了有点傻，有点傻里傻气的。可不是吗？要是学术研究是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有谁会因为要明白玉器市场而坐在广东道的地上卖玉？又有谁会因为明白了玉器市场，就欣然自得，懒得去写什么文章发表？

不写文章是高手

同样，关于香港的租管研究，在发表了《价格管制理论》之后，我被迫应酬再写了一篇关于租管与楼宇重建的问题的。但应该是最精彩的一篇，关于天合木屋的奇观，我已定下一个绝妙题目——TheSquattersAboveandTheTenantsBelow——在其他文章内作了预告，但到今天还没有动笔。一位经济学者朋友（），二十多年前屡次以美酒为诱，促我动笔。他说该文若不写下来，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损失。但我为了要多知一点香港寮仔部管制僭建的运作，分身不下，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