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收集了不少关于台湾农业的生产数据，很详尽的，要怎样处理，怎样来验证自己创立的佃农理论，是不容易的工程。那时电脑正开始兴盛，一般写论文的学者，把数据大量地打上当时所用的纸卡，一盒一盒的，然后由电脑统计分析后，选出自己认为可用的放进论文内。但这样做显然是自欺欺人，与科学扯不上关系，是令我鄙枧的。

我当时想，自己为了好奇而在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上下了数年苦功，心领神会，究竟所学有没有用场自己总要知道。我又想，经济是一门科学；科学不是求对，而是求不被推翻。自己的佃农理论在逻辑上找不到错处，那么依照科学的方法，验证时我得设法把理论推翻，若推翻不了，理论就算是有用场。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集中于以台湾土地改革的农业资料来推翻自己的佃农理论。苦思两个星期，我写下可以推翻这理论的多个假说或含义。我想，这些含义那样清楚，用不着什么高级的统计了，而把数据谱入电脑，所需时间多于用人手加加减减，乘乘除除——这样算出来的推翻了理论就再找题材吧。

一九六六年的暑期，我和一位学生助手从早到晚加加减减、乘乘除除，用的是当时的机械计算机，震耳欲聋。数以千计的数字，算出来的会否推翻理论的多个含义，要两三个月后才知道。

当时长滩大学的同事德沃夏克知道我预先把多个推断写了下来，包括在台湾土地改革的地主分成约束下，不同种类的农产品会怎样转变，不同土地的收成会怎样转变，不同县区又会怎样不同等等。他很替我担心，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在学术上很自信：对就对，错就错，懂说懂，不懂说不懂，从来不左闪右避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所有数据的多个总结都算出来了，没有一项不是三个月前推断了的。成竹在胸，写论文是举手之劳。

阿师教我写英文

好些年后我才知道，凡是思维有了轮廓，资料实力充足而大可动笔之际，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时刻。这好比一个青年遇到一个自己喜欢而又愿意跟自己谈恋爱的女人，在要谈而还未谈之际也。但学术毕竟与女人不同：跟学术谈恋爱是苦恋。也是好些年后我才知道，以学术而言，明知是苦恋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我第一次尝试，事前可想不到，一旦正式下笔，思想的集中易发难收，昼夜不分，连自己要授课的时间也往往忘记了。当时在长滩共用同一办公室的德沃夏克明白发生着什么事，处处维护着我。后来（大约四个月后）我要在长滩艺术博物馆开摄影个展，他替我从校方取得五百元资助，而又因为不够钱，亲自替我造了数十个木镜框。

论文第一章的初稿是六六年十一月完成的，隔行打字四十多页，寄到加大的赫舒拉发及阿尔钦。过了一个星期找他们听意见。赫师一见我就赞个不休，把修改了少许的文稿交还给我。再去见阿师，他交还给我的文稿改得面目全非，用铅笔写得密密麻麻，没有一句完整无改的。我一看，差不多哭了出来。

不高兴地离开阿师，回到长滩家中，惘然若失，晚饭后坐在书桌前细读阿师在文稿上的修改与质疑，愈看愈心惊，愈看愈佩服，到全部消化了他的评语时，一看手表，已是过了一夜的上午十一时了。就这样，一夜之间我判若两人。

此前我曾经在英语行文上下过数年苦功，懂得舞文弄墨，但阿师的评语使我恍然而悟，知道舞文弄墨是大忌！模棱两可的字一概不能用，术语一定要有所解，思维要连贯，文字要简单，也要直写。后来论文交卷时的第一句——“这研究有两部分”——那种手起刀落、开门见山的文体，反映着阿师的教诲。希望后学的人知道，简单直写说易颇易，说难甚难，但用起来其妙无穷也。

文稿两发的经验

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写好了第一章的第二稿——是后来出书的第二章及第四章的一部分——自觉大有改进。（其实我每一稿都写五、六次。）阿师读后只简单地说：“将来替你写推荐信时我会说你懂得写明朗的文章。”我高兴万分，因为出自阿师之口是很高的评价。他一向认为绝大部分的文章都不堪一读，而又屡次强调思想要清晰，不容许任何拖泥带水的表达。任何人都懂得说文章要清楚，但办得到的却不多见。我从阿师学到的，是先要思想清晰，然后简单直写。

我见当时的第一章有独立性，又得阿、赫二师认可，就迫不及待地寄到两个地方，希望发表。其一是高不可攀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说明只是论文开头的一部分，其余的还未动笔。该出版社的经济学编辑很快就回信，说只要余下的有相近的水平，他们乐意立刻出版。只看一章，不用评审，而出版社又那样大有名望，这回应朋友们都说是奇哉怪也。

其二是寄到大名鼎鼎的《美国经济学报》（AmericanEconomicReview）。过了两个月，编辑的回信是评审员认为文章不错，但众所周知，佃农分成的百分比是由风俗、习惯决定的，所以我要修改，以风俗习惯定分成率为依归。我想，要是我那样改，整篇文章就废了。我又想，那样大名的学报，主编和评审员怎可以没有大学一年级的水平？那是我在学术生涯上唯一的文章不被立刻取录的经验，而又因为这经验，我后来对“名”学报与不知名学报一视同仁，漠不关心。可不是吗？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写后埋在地下三尺，总会有人发掘出来。

杜大师拔刀相助

也是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在长滩奇怪地收到杜玛（，1914-1998）寄来的邀请卡，要我在新年除夕到他家里聚会。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在经济发展学说上很有名，当时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邻近的兰克公司造访一年。杜玛的大名如雷贯耳，但他怎可以知道我这个人？依约赴会，见到的都是教授或兰克公司的人，学生只有我一个。独自在厅上一角喝酒，会到中途，听到杜玛大声说：“谁是史提芬，请站出来。”我回应后他带我到厨房去，说：“赫舒拉发把你论文的一章给了我，我读后认为你不属于长滩。要不要到麻省来碰碰运气？”

过了几天收到杜玛的信，说麻省理工没有空缺，但他已把我那一章寄给芝加哥大学的约翰逊（）；他又说芝大每年有一个博士后的奖金，是要到芝大一年的，促我申请。约翰逊是当代的农业经济大师，发表过另一套佃农理论。我在论文中毫不客气，说他的理论全盘错了，所以不便申请。

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过了申请的限期，赫舒拉发给我电话，要我立刻申请。赫师的盛情难却，我就寄出一封简单的信。两天后收到芝大经济系主任哈伯格(Harberger)的电报，说我获该奖项，要我到芝大一年。不用付税，不用教书，没??任何职责，年薪八千当时极为可观（长滩“教餐死”的年薪，缴税后只得五千）。哈伯格可不知道，只要芝大肯收容，一文不予我也会去的。

后来G.Tolley告诉我，约翰逊看了我那一章之后，就不考虑其他的申请人，只等我的申请信。但在那一章，我对约翰逊的批评下笔甚重。胸襟如此，使我肃然起敬。三十三年过去了，这样的胸襟我怎样也学不到！

博士无前后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