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家弄魔术，觉得神乎其技，难以置信，但往往只是一些外人不知道的简单法门。当年我对价格理论重点的操纵，不让弗老，得到他“浅中求”的提点，自己也就变得有“行雷闪电”之能。弗老的伟大之处，是他的思想法门是自己发明的，而跟他研讨，其感染力排山倒海而来！认识这个人，不负此生。

“少林寺”给我续约

过了两天（一九六七的圣诞前夕），舒尔茨（，1902-1998）找我，说芝大经济系决定给我三年合约，作为助理教授。他说通常是明年二三月才作此决定的，但因为客人到有几家大学考虑聘请我，所以预先通知。我当然很高兴。他补充说：“是弗里德曼推荐的。听说两天前的晚上你与他谈经济。”

当年学术工作市道好，不愁没有大学招手。但能在“少林寺”多留一段日子，总有好处。我的困难是在香港出生，从小爱海。后来我只在芝加哥多留一年，就转到拥有世界上最优美的海的西雅图去。

知道可以留在芝大，学习的计划就改为较为长线的安排了。那时科斯和我很谈得来，既然时间有的是，我就去学他的思考方法。像赫舒拉发一样，科斯第一次见我就认为我是可以的。在我认识的经济学者中，科斯的思想与我最相近。他不用数学，不谈逻辑，任何问题都先用预感找答案，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认为若要用理论解释世界，首先要知道世界是怎样的。

信奉这后者的经济学者甚少。问题是要知道真实的世界，学者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所以发表文章不多。代价大，回报率也高：科斯和我的文章，没有一篇是空空如也的。走这路的人的不幸，是到退休之际世事知得最多，以致数之不尽的文章没有机会写出来。

我在《合约的选择》一文内，指出科斯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本质》（TheNatureoftheFirm），虽然没有提到合约，但内容也是合约的选择。只这一点，科斯认为我是他遇到的钟子期。也是这一点，科斯一九三七年的鸿文死而复生，变得在行内没有谁不知道。

合约结构的启发

除了合约的选择，佃农理论的研究还有两个特别的地方，促成了我后来发表的两篇比较重要的文章。其一是在佃农分成的合约内完全没有价格，有的是一个百分比。因此，佃农合约必须有其他条款，使合约成为有结构性的文件。但想深一层，所有租用或雇用合约都是结构性的，是否白纸黑字地写下来是另一回事，而又因为合约中若有价格的存在，经济学者就什么也不顾了——此乃大错。

当时，界外效益(externalities)是行内的一个大题目，可能是最热门的。我前思后想，认为界外效益的多种理论的产生，是因为好于该道的人忽略了合约是结构性的，而那所谓“界外”，只不过是他们没有想到合约的结构可以包罗万有。我于是选公海渔业那个真实世界下笔，因为多种“界外效益”都以渔业为例。又因为海鱼是“公共”产，我就把“界外效益”带到非私产的理论上去。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还在芝大，写好了《合约的结构与非私产的理论》（TheStructureofaContractandtheTheoryofaNon-ExclusiveResource）。科斯读后很高兴，要立刻在他主编的《法律经济学报》发表。我坚持要修改一下，所以发表是一九七〇年了。

三十年前我说“界外效益”胡说八道，是谬论。三十年后，此谬论只死了八成。错得那样浅，但驱之历久还不尽去，成见为祸，何其深也。

私有产权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