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不知怎么，我总觉得他有些眼熟。

社团是十月建的，可十一月我犯了病。

这没什么，我能撑过去的。

只是，当姐姐再次到来时，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了。

我又记起了那绑匪的脸，并在无意中将任怀与绑匪的脸重叠。

他们的确有七分像。

我很害怕，怕我信任的朋友真的是那该死的杀人犯的儿子。

我清楚记得那一天——2004年11月24日。

那日，我通过各种手段最终确认了任怀父亲便是当年那个绑架犯。

我没有第一时间找任怀对峙，我将话都憋在心里。

有时，我觉得他爸的罪与他无关。

有时，我又觉得杀人犯的儿子也是潜在的杀人犯。

我的病情在疯狂加剧，状态也越来越不稳定。失眠成了常态，记忆力与专注力都在以疯狂的速度下降。

我愈发敏感多疑，也越来越急躁。

几乎在要休学的消极状态下，表哥“复活”了。

他是来救我的。

我忘了他的暴力。

渴盼他施舍我根本不存在的“爱”。

我大概是真的疯了。

2005年，我20岁。

没休学，念大二。

意料之外的，我又碰见了袁景。

她哪壶不开提哪壶，成功地勾起了我关于绑架案的痛苦记忆。

我就像站在悬崖边上，只差半步便要掉下去了。

在这时拉了我一把的是——俞均。

就像无意遇见袁景那般，我也是偶然碰上那心理医生的。

俞均看出我状态很不对劲，于是主动提出要帮我治疗。

我还记得他的好，也当然希望能治好病。

我没理由没拒绝。

接受俞均治疗的期间，我的状态向好。

可我还是忘不了姐姐，也总是想起表哥。

病治好了，他们就会离开我了吗？

我突然感到害怕。

为避免胡思乱想，我开始重新参与到被我忽视了一学年的社团活动中。

2006 年，我升上大三。

那年暑假，学校鼓励各社团开展实践活动，社员们都很兴奋，我也还算期待。

大概是看我状态好了不少，俞大夫鼓励我进行些简单的脱敏治疗。

于是，我做了一个不知道该不该说是后悔的决定。

我提议社团成员一齐去周氏的老宅合宿，也就是当年的鸿运饭店。

那老宅装潢颇讲究，附近也还有不少相似的宅子，很适合进行古典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