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笑着走过来，用枪抵着我的背。戴帽子的那位站在我前面，把手伸进我外套里。我以为他找钱包，同情地告诉他在右口袋——但是里面没有钱。

当他开始动手解开我衬衣的扣子时，我恐慌了。

后面的男人用枪捅了捅我，说：“怕什么，别动。”

我说话都结巴了：“你们是谁？”

我能清楚地看到其中一个人手掌上的老茧。只有经常拿枪的人才会有这种茧——我在安德蒙的食指上见到过。他的热气和下流话一起喷在我脖子上，我感觉自己的腿在打战。

突然那人骂了一声：“该死，警察！”

他们放开了我。

尖厉刺耳的警哨划破空气，一个中年警察向我们这边望过来。两个人转身消失在巷子尽头，把我留在原地。

我被带到警察局。

我不能证明自己背上被抵着一把枪。

你可以想象战争的时候，人们是怎样对待一个失业的罪犯。不管我怎样解释，骂人，流眼泪说我是被陷害的都无济于事——那简直是一场噩梦。我被告诉只有两条路可以选——去医院或者进监狱。

人们把我当作需要医治的病人。

我给林顿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助理，说布朗先生不在。

我想找阿诺德帮忙，这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被拘留了三天后我选择了医院。

那是首都东区的一家公立精神病医院。冷冰冰的白色石质建筑，半边墙壁都是爬山虎，窗户全焊着铁条。我被安排住进另一位“患者”的病房，他接受治疗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个叫莫林的二十七岁男人告诉我：“只有医生出具出院通知单我们才能被放出去。”

莫林是个胖子，性格阴郁。他告诉我，他进来已经一年了。

我们每天被关在屋里，吃饭和吃药的时候会有男医生开门，把推车推进来。

头一个星期我还很正常，认为只要配合医生就能出去。可是我不知道每天分配的药到底是什么东西，只觉得它让我情绪失控，烦躁不安。

有一天莫林发疯一样摔餐具，把铁餐盘、餐刀和叉子统统摔到窗前的铁条上。

我听见他在哭：“又穿不下了！”

我安慰他：“你可以向医生要一件大号的衣服穿。”

莫林缓缓转过身，瞪着我，不可置信：“我不是说衣服。艾伦，你不知道？”

已经是十月了，他穿着毛衣，除了肥胖看不出身体其他形状。莫林抓住他的毛衣拉起来，我目瞪口呆——他衣服下面，沉沉的肥肉上面，竟然长着像女人一样的胸部。

我突然觉得一阵恶心，冲到墙角开始干呕。

我听见莫林在我身后慢慢说：“他们认为我们男性荷尔蒙分泌过于旺盛。那些医生给我们吃的药大部分是雌激素。你会越来越胖，并且长出胸部……你现在才来一个月，没有变化。我在这里待了整整一年。”

莫林的声音带着一丝女人的尖厉：“艾伦，你迟早也会变成这样的。”

那一刻世界崩塌了。莫林没疯，可是我疯了。

我发疯一样地捶门，哭着哀求医生放我出去。

我拒绝吃药，后来药就被直接掺在食物和水里。

于是我选择了绝食。

绝食的第三天中午，照例送饭。病房的门再次打开，越过医生的背，我看见了阿诺德。

他穿着白大褂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戴着一副带血的白色橡胶手套，边走边脱，像是刚手术完毕的主刀医师。阿诺德在笑，他身后跟着几个年轻的女护士，端着盖着纱布的托盘。

我三天没吃东西，已经几乎丧失思考能力了。我只记得自己冲出去，大声喊他的名字，两个强壮的男医生企图在门口按住我，其中一个还向阿诺德摆手，表示这边没事：“精神病人。”

我绝望地望着阿诺德的背影。

有人拿东西敲在我头上，我顿时头昏眼花。

突然动作都停止了，大喊大叫想抓我的医生全停了下来，让开一条路。我直接扑到离我最近的人身上。

“艾伦？”

阿诺德接住了我。他抱住我的肩膀，神情有些恐慌：“艾伦，你怎么在这里？”

他安抚地拍着我的背：“没事，艾伦，没事。”

我想抓住他的肩膀，却只抓住衣服的布料。我听见自己几乎带了哭腔：“安德蒙……我要见安德蒙……”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