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一时期中德关系尚缺乏巩固的基础，德国的军备发展亦受《凡尔赛和约》约束，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两国间传统的军火贸易已迅速恢复起来。1924年至1928年五年合计，从德国输入的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41。87％，远远超过挪威、波兰、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德国再次占据了军火输华第一的位置。

蒋介石聘请德国顾问。

1927年4月，蒋介石开始实行反苏某某政策，并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这为中德之间开展军事和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此之前一年，蒋介石就委托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物色适当人选，以便同苏联决裂后由德国人填补苏联军事顾问离去的空缺。蒋介石十分清楚，要在中国执政必须拥有一支效忠自己并具有战斗力的军队。蒋之所以青睐于德国人，直接原因是他认为德队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可作为改造中队的借鉴，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他对德国人的好感乃至崇拜。青年时代，蒋介石即主张中国向德国学习，他认为应把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指导原则。在掌权之后，他甚至提出一个口号：“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现实的需要加之由来已久的精神崇拜，使蒋介石坚定了联德决心。

1927年底，蒋介石在上海与朱家骅推荐的德军退役上校鲍尔（MaxBauer）会面。在为时一周的长谈中，鲍尔不仅详细介绍了德国最新军火工业发展的情况和德式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效用，还向蒋提出了一大堆建议，不仅涉及军队的复员与重组，还涉及大量的经济问题，蒋介石对鲍尔所展示的才干十分赏识，他决定聘请鲍尔为顾问，并要鲍尔返德为南京政府游说？

1928年，组织德国顾问团的计划付之实行。3月，南京政府一下派出两个代表团赴德访问。其中一个代表团由鲍尔陪同，在德国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并同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包括军火在内的价值100万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贸易合同，这是南京政府首次同德国订购军火。当年11月，经中德双方反复协商，一个德国顾问团终于组成并启程赴华，鲍尔成为国民政府聘请的第一任德国顾问团负责人。

不过，这个顾问团并没有得到德国政府和军方的承认和支持。按照《凡尔赛和约》有关规定，任何德国公民即使以私人身份充当别事顾问都是非法的，因此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异常小心谨慎。

鲍尔是个倒霉的总顾问，在任仅半年时间。在军事方面，他除提交了一些建议、初步组建起一支“教导队”外，主要任务是协助蒋介石打内战。鲍尔上任不久便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起草了一份《军队编遣方案》。这个方案拟将当时全国分属各派系军阀的二百六十余万人的军队缩编到80万人，统归南京中央政府指挥；结果，导致了蒋介石与华南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一场大战。鲍尔在前线染上天花，因医治无效于1929年5月病死上海。此后，由鲍尔的助手克里拜尔担任代理总顾问，完成了平定华南的战事。

1930年5月，蒋介石聘请佛采尔（C。GeorgWetzell）担任德国顾问团团长。佛采尔上任时，恰逢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之间的另一场战争“中原大战”爆发。在一场关键战役中，蒋介石的部队在佛采尔指挥下第一次实行大规模步炮空联合作战，德式武器和训练显示了威力。这场战争最终以蒋军大胜而结束。在随后的几年里，蒋介石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接连发动了对江西红军的“围剿”，但前四次均遭败绩，直至第五次才取得成功，迫使领导的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

在华德国顾问团与国民政府的抗日战备。

与其前任不同，佛采尔在华四年，除协助蒋介石进行内战之外，也参与南京政府指挥的局部抗战并为加强中国国防能力做出了贡献。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此后，日本人又不断作出继续南侵的尝试。当时，蒋介石的基本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但在日军的逼迫下，中队不得不实行局部抵抗，国民政府也不得不加紧备战。

在这方面，佛采尔主要做了四项工作：第一，他先后参与了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初热河“长城抗战”的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第二，他将鲍尔创建的“教导队”逐步扩充为三个“示范师”，以陆军第八十八、八十七和三十六师充任，并组建了10个炮兵营，使蒋统帅的中央军有了一支德式训练和装备的精锐部队。第三，改进了中事教育体制，佛采尔亲自兼任中央军校总教官，帮助建立了各军兵种训练学校及培训班，提高了教学和训练水平。第四，佛采尔提出一整套改革中事体系的方案，提高了军事部门的效率，并促使国民政府组建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电信、炮兵航空观测机队等专业化部队。经过这几年的整训和改造，国民政府中央军开始由“内战型”向“国防型”转变。

在佛采尔任内，德国顾问团得到了德国官方的支持，并巩固了在国民政府中的特殊地位。由于佛采尔的努力，德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逐渐意识到在华顾问团是德国的一笔重要资源。驻华使馆对顾问团的活动转持积极态度，德国国防部也开始掌握起顾问团的人事及中德军品贸易大权。